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不良行为选择的原因分析——基于乡村贿选视角

乡村贿选作为我国乡村基层治理中的痼疾,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立足于乡村贿选的具体样态,从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视角切入,是了解与治理乡村贿选的有效方式之一。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通常是基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共振并反作用于现行法治状态而形成的,应该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定位,分析选民接受贿选、候选人实施贿选、少数基层政府消极处理贿选的主客观因素,对选民和候选人采取区分性且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约束非党员选民行为、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并规范其行权行为,从源头上有效治理乡村贿选。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破坏选举罪中“贿选”若干问题刍议

"贿选"行为是当前选举活动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严重破坏,也是破坏选举罪重点打击的行为。实践中,"贿选"行为手段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贿选"行为在其范围、对象、类型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疑难,需要予以认真探讨。

如何治理村官贿选

在村委会民主选举过程中，贿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党委和政府。近年来，贿选现象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贿选活动开始越来越严密化，手段也变得更加隐秘。

人大代表选举的贿选问题及其治理——基于“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的分析

"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是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起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案件。基于对"衡阳贿选案"的理解,笔者从法律制度、经济利益、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分析贿选问题存在的原因,继而探讨了"衡阳贿选案"引发的"溯及力"问题和"筹备组"问题;认为应当通过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选举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引入竞争选举,完善选举救济制度等措施治理贿选问题,把切实有效的贿选治理措施与选举制度完善的目标相结合才能铺就一条可行的制度完善之路。

我国人大代表贿选的制度和生态分析——基于辽宁和衡阳贿选案的案例研究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机制,贿选是损害选举质量和降低民主水平的主要痼疾。但是,贿选却是从局部民主化、不完全民主体制向成熟民主政治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通过对辽宁贿选案和衡阳贿选案产生缘由的分析,可以发现贿选并非基于贿选者的身份逻辑,而是特定制度缺陷和政治生态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在制度层面,贿选是候选人产生过程中的提名机制和酝酿协商机制、候选人产生中确定性和竞争性并存的张力、选举组织机构和选举监督机构的组织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良的政治生态、异化的政商关系、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以及脆弱的市民社会等因素,进一步助长了贿选的蔓延和持续。从根本上清除贿选乱象的战略路径,就是构建法治秩序,完善民主制度,建立完备的选举制度结构,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最终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预期效应。

村民自治中的“贿选”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村民自治是我国重要的基层政治制度,但目前"贿选"现象严重,危害了这一制度并可能摧毁我国村庄基层民主的基础。应通过大力宣传选举政策、规章制度等提升村民认识,因地制宜地调整村民自治形式及增强惩罚机制等办法予以解决。

我国乡村贿选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乡村贿选问题。乡村贿选侵犯了村民的选举权,滋生了村官腐败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及到农村的社会稳定。乡村贿选是行贿人(候选人)、受贿人(选民)等相关人员在特定的法律制度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强化对贿选的惩罚力度,提高贿选的违法成本,使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都无利可图,从而有效地遏制贿选的发生和泛滥。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逻辑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愈演愈烈,这已成为村民自治中的突出问题。贿选是在法律制度、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组织、文化网络和选民素质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中产生的。其中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文化网络和低位的选民素质是支持要素,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共同形成贿选的支持体系;而选举法律、村级管理制度和高位的选民素质是抑制要素,共同形成贿选的抑制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减弱或消除贿选支持要素的作用,从而达到抑制或消除贿选行为的目的。

从南充贿选案看我国政治生态的重构

四川南充贿选案是一个潜规则盛行、党风政风不正、政治生态受到严重污染的典型案例。剖析南充贿选案,对于重构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启示:营造政治生态基础,重查处特别是重查处率,实现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平衡政治生态框架,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提高政治运行的公开化程度;规范政治生态主体,明确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能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避免行为失范;规范政治生态运行,对于规则做出清晰、严格的规定,减少自由裁量或干预的机会;明确政治生态标准,把价值标准、行为标准和结果标准都落地和坐实,让各级干部恪尽职守、造福人民。

整治农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研究

农村选举中存在的贿选问题,妨碍了农村优秀人才的选拔,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阻碍了农村民主进程。产生贿选的主要原因是:"村官"背后利益上的驱动;部分选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尚未根除;对基层换届选举的监督不够有力;法律制度上对贿选问题的规定不够完善;查处贿选案件难度较大。治理村"两委"选举中的贿选问题,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基层选举公开、公平、公正;实行阳光操作,确保选民的民主权利;完善法规制度,规范基层选举程序;严肃选举纪律,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源头上防治贿选。

村委会直选中贿选问题的成因、危害与治理

村委会直选是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 ,推动了农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 ,在目前的村委会直选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贿选问题 ,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 ,对村委会直选中贿选问题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 ,应深入分析与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中的创制行为及其界限——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辽宁贿选案”发生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无法正常开会履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该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被认为是宪法上的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创制超出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解释行为,也不是宪法续造行为,而是宪法建造行为。政治主体在面对宪法僵局时主动实施宪法,建造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内涵,有效解决僵局并发展宪法。这并非孤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在“总理辞职案”中进行过创制。创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前提是出现了必须创制的环境、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宪法规则,方法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政治选择,形式是发布决定而非立法。创制具有宪法法律界限和合理性界限。政治主体要选择恰当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进行创制,所创制的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创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一种新宪法工具,表明我国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主体与宪法互动的特征。

阶层分化、资源动员与村级贿选现象——以东部地区G镇调查为基础

村级贿选是东部地区村级民主选举的顽疾,它的发生除了制度不健全外,主要与当地农民高度分化有关。高度分化导致高收入阶层农民较低收入阶层农民更有意愿竞选村干部,而低收入阶层农民的原子化和离散化,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一致行动能力和政治效能感。同时,高度分化造成了阶层间的区隔和不信任感,亲情、人情和面子等传统动员方式失效,贿选成为有效的动员方式。村级贿选加剧了上层农民对村庄政治的垄断,加深了低收入阶层农民的政治无力感,需要在政治和技术层面予以遏制。

贿选频发与治理的制度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选举领域频频发生的贿选案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颗毒瘤 ,贿选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缺陷诱导所致 ,表现在候选人提名待遇差别化、候选人确定过程黑箱化、差额选举程序形式化、代表与选民关系疏离化、对贿选当事人责任追究温情化、选举与选民 (代表 )利益关系空洞化等方面 ,因此治理贿选根本途径是改革、完善、创新选举制度 ,依靠严密的制度防控、治理贿选现象。

当代中国选举中的竞争性研究——兼论“贿选”与“竞选”的制度性应对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各种选举活动中,一改以往“确认型选举”的潜规则,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本世纪初更是涌现了众多的贿选行为与群发性的竞选行为。这两种现象共同演绎了候选人之间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博弈,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性规定,这两种行为都表现为一定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稳定。因此引进并完善选举中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选举中的竞争行为,遏制贿选、规范竞选,成为革新选举制度、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村委会直选中的贿选现象及其防治

我国村委会直选中出现的贿选行为具有多样性、隐蔽性、多发性、严密性的特点。贿选行为的出现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遏制贿选行为必须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完善约束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竞选者竞争机制以及监督制约机制、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培训教育、适当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加强立法等方面进行努力。

贿选、恩庇与基层治理——以Y村为例

当前村落选举中,贿选形式多样。为何贿选被政府明文禁止却依然不衰,其基于何种逻辑产生,又造成何种治理结果。文章考察了Y村的选举过程及其治理之后,提出村落贿选源于恩庇侍从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不仅支配了各群体的选举行为,而且还影响了之后的村落治理。文章由此反思当代中国基层自治的设计理念,指出外来输入村落的选举合意及权利平等理念与村落权力结构运行的恩庇侍从理念相悖,当前基层治理乱象即根源于此。

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成因及其遏制措施

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仅要在政治意识、法制观念等方面加强对村民的教育,而且还要在制度建设方面采取相应举措,防范和遏制贿选现象的发生。

分利型村治中的贿选与村级权力正当性——基于L村选举史的讨论

文章通过一个村庄的选举史叙述,解析了竞争性选举和土地派系、分利型村治形成的复杂关系,并在村庄治理背景下展现了贿选的成因和多重治理功能,从而形成对竞争性选举制度与村庄权力正当性的多维度理解。研究表明:土地派系存在和形成于村级治理过程之中,构成村庄分利秩序的基础性结构;分利型村治在竞争性选举中强化并逐步和选举互相依赖,但选举本身并未能提高村级权力的正当性;贿选强化分利型村治,增强了其公平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级权力正当性;竞争性选举与村级权力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复杂。文章意在挑战民主选举提升村庄权力正当性的既有理解,并借以重新开启村级权力产生途径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