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协调适用

长期以来,我国洗钱罪司法适用率畸低、构成要件认定失范,与实务和理论通说对洗钱罪的体系定位偏差、洗钱罪与赃物犯罪逻辑关系紊乱紧密相关。破解该困局须在准确界定洗钱罪保护法益的基础上,妥当划定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界限,并协调它们之间的罪数关系。洗钱罪的保护法益不涉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阻挡层法益是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被合法化的金融监管秩序,背后层法益是金融安全或金融稳定。相较于金融监管秩序法益,洗钱罪是实害犯;相较于金融安全法益,洗钱罪属于具有“累积性危险”的抽象危险犯。洗钱罪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及其与赃物犯罪的界限,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限定:在形式层面,洗钱行为须违反金融监管等法律法规,实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合法化”;在实质层面,洗钱行为须对金融安全法益构成抽象危险,实践中应按照上游犯罪分类设置入罪的数额标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与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九条不是法条竞合关系,只可能形成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处罚。

盗赃物善意取得之论证———以法律适用为视角

从原《物权法》时代到《民法典》时代,法律上对于盗赃物能否善意取得规定较为模糊,相关司法解释也不明确,学术界也对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分歧.后来学者们通过法的价值取向、法经济学、奥卡姆剃刀原理等路径进行剖析,并阐述观点,提出立法建议.但如今《民法典》已公布实施,对于此问题依然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争议.因此,本文不对法律的应然进行过多讨论,而以法律适用为视角,论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盗赃物善意取得的适用路径.

赃物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赃物犯罪在实践中是一种常见多发性犯罪。赃物犯罪的认定需要深入研究本罪的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客观行为特征和主观方面特征。

对《物权法》未规定盗赃物善意取得的反思

在我国,以盗窃或其他方式取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当盗赃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商品交易流通领域后,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并且事实上通常很难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是无限制地追缴,还是合理地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实属一大缺漏。因此,有必要对盗赃物之善意取得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安全。

信息化条件下的赃物控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网络已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科技手段。与此同时,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对互联网技术加以利用,特别是对正处于蓬勃发展机遇期的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平台等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销赃的新"土壤"。因此,面对新的科技信息条件,应当对信息化条件下的销赃渠道进行分析、归纳,从中分析研究赃物控制的难点,并从多方面对赃物进行控制。

赃物罪若干问题研究

赃物罪在实践中是一种高发型犯罪。本文从赃物罪的本质、行为对象和主观方面入手,对赃物罪在认定过程中的疑难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合理的认定标准。

买了赃物咋办?

编辑同志: 去年9月的一天,本乡农民张某找到我家,说他表哥有一台半新的手扶拖拉机想低价卖掉,我当时正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机,于是花了1500元买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个月,派出所的人来到我家,说我买的手扶拖拉机是赃物,要没收。请问。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回复请求权

犯罪人将侵占的被害人的财物转让给善意受让人之后,司法机关一般不能通过追赃活动追讨。被害人是否有权向善意受让人请求回复其物,关键在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需要根据犯罪人取得赃物时被害人的主观状态和预测、控制危险的能力作类型化分析。如果某些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被害人便可以行使回复请求权,回复其物。法律需要兼顾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对被害人回复请求权作适当限制。

我国赃款赃物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处置原则初探

目前我国对于赃款赃物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具体规定不明确,程序操作上的规定存在交叉与冲突,不利于对被害人的救济。在司法实务中处理程序比较混乱,先行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处理和无主赃款赃物的处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赃款赃物的鉴定费用过高,造成司法机关经费压力过大。赃物的存放空间有限,造成司法部门对赃款赃物的保管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与我国的诉讼中向来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破案、轻追赃"的理念,立法上缺乏明确规定、办案经费紧张和司法部门分工不明确等因素有关。基于此,在对赃款赃物进行规制时,应遵行以下原则:一是主体法定的原则,二是法院对赃款赃物定性和行使最终处置权的原则,三是侦控机关程序处分的原则,四是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原则,五是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的原则,六是追缴原物为主、退赔例外的原则,七是返还被害人为主、上缴国库例外的原则。

浅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立案数额及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盗窃犯罪的得逞,往往伴随着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犯罪行为,为了加大打击盗窃犯罪的力度,斩断赃物处理的环节,有必要对“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立案数额及标准作以明确解释,以确保对该种罪行的打击有法可依,执法统一,便于办案人员实际操作。笔者结合办案实践,

赃物犯罪探析

赃物犯罪的客体是司法机关追索赃物的正常活动,违禁品也是赃物犯罪的对象。事后知道是赃物还继续收藏的属于窝赃。立法应将收受赃物规定为犯罪行为。

时限:化解“占有脱离类赃物”适用善意取得争议的钥匙

民法视野中,赃物可以分为"占有委托类赃物"和"占有脱离类赃物"。前者,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承认了其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合法性;后者,由于存在较大争论,《物权法》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维护交易安全"和"危险控制理论",这两个传统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合理性原理对于"占有脱离类赃物"似乎均不适用。但是,完全排斥此类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对于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维护,也是不公平的。在这一矛盾中,时间因素可以起到平衡各方利益冲突,折中兼顾各方当事人利益诉求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设计:在善意第三人最初占有"占有脱离类赃物"时,并不能即刻成立善意取得,但第三人长期占有、使用赃物达到一定年限后,可以赋予其确定地获得所有权的效果。

盗赃物善意取得之法构造——兼论《民法典》相关规则法律适用

盗赃物有无善意取得之适用,理论界一直存有分歧,加之相关立法零散且态度反复,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决各异,亟待统一。结合“刑民分层”的简约化思想,应认为刑事追缴规则的适用仅限于刑事领域,不能作为盗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的依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已事实承认了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而新出台的《民法典》对这一问题未予明确。于解释论,相关法律适用可参照《民法典》第312条之规定;为减少分歧,当进一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盗赃物善意取得的适用规则,同时设置法律适用的例外规定。

论上游犯罪罪量因素对赃物犯罪成立的影响

赃物罪中的"上游犯罪",是指不法意义上的犯罪事实。当上游犯罪是数额犯等财产经济类罪量犯时,罪量要素是不法程度的表征,上游"犯罪"应当是"罪质+罪量"意义上的不法事实,以区别于一般违法,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过,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益为指导,"上游犯罪"的理解必须考虑赃物罪保护法益——刑事司法秩序——的阶段渐进性;据此,行为类型和规模上该当犯罪的客观事实,无论由谁实施、无论一人或数人实施,都可能合法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未达特殊法条罪量要求的行为事实,也可能该当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而引发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运行;这些情形下,掩饰隐瞒行为均可能妨害刑事司法秩序而构成赃物罪。如此可以在教义学视域下最大限度地消解"同种"和"异种"上游犯罪两种情况下赃物罪适用的不公问题。

论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需求——以追赃实践面临的困惑为视角

刑事追赃活动具有二重属性,一为刑事侦查措施属性,二为民事强制履行措施属性。关于第二重属性,中国尚无民事基本法作系统规定,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因此面临重重困惑,亟需建立统一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

论盗赃物、遗失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各国民法均作了规定。但对于盗赃物、遗失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各国立法不同。为了维护交易安全,稳定交易秩序,稳定现有的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盗赃物、遗失物也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不仅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也符合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

略论赃款赃物的处理

在中国司法实务中,赃款赃物处置权一直是公、检、法三机关争议的问题之一,新刑诉法相关规定亦比较模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目前立法与司法中赃款赃物处理方式存在的弊端及如何进厅改进。 一、赃款赃物的范围 笔者认为,在法律意义上,赃款赃物应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行为不法获取的各种以“物”“款”表现出来的财产性利益。

关于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措施的法律分析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不能够称其扣押或者调取的物品为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更是荒谬,因为其本身没有法律依据。针对“赃款赃物”及其追缴措施,应当通过完善刑事诉讼法、制订有关司法解释来解决和完善。

论典当行误收当盗赃物之处理

通过对古今中外典当行业误收当盗赃物处理方法之考察 ,以及对盗赃物物权取得民法理论的评述 ,期望找到既符合现行之金融政策 。

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刍议

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民法、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虽尚未确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诸多司法解释对此持肯定态度。由于赃物具有流通性,在市场交易中要求买方需查明卖方交易物的性质和来源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确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权益,而且有利于确保正常交易,维护市场秩序。但因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涉及"打击与保护"及"公益与私益"的冲突,有必要为其设定合理条件及分配证明责任,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予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