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赃罚制度

对犯罪人科处赃罚是古代中国制裁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虽然不属于封建制五刑,却被广泛适用。明代的统治者较前代相比,更加注重以对犯罪人科处赃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明代的赃罚制度十分健全,主要包括明确规定赃罚处罚方式的适用范围、对赃罚进行专门的管理、明确赃罚的支用事项和严格主管官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

明代赃罚收入探究

明代的赃罚,指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性刑罚。赃罚收入,指收缴犯罪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的收入。赃罚收入名目众多,主要有赃罚银、纳纸、罚钱、纳米等。赃罚收入的用途主要有各部办公费用、购买军器重物费用、赈济饥民、修筑城池、狱政管理方面的费用、皇室费用、官员俸禄及边境军费等。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罚赎也成为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

受贿罪量刑:失范与衡平

重大受贿案件的刑罚适用关乎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也关系着国家“反腐败”成效巩固。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受贿罪量刑灵活有余原则不足,宽纾有余严厉不足,应当为受贿罪单设法定刑,实行“先定量,再裁量”的“二阶式”量刑模式,提升有期徒刑的刑期上限,明确有期徒刑的基准刑确定方法,并以量刑指导意见规范各类法定情节及其加减系数,严格限制减刑层级,明确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条件及比例。

西夏典借制度的几个问题——以Инв.№.5147②西夏文典畜契为中心

黑水城出土俄Инв.№.5147文书有一件以牲畜为质物的典畜贷粮契。结合《天盛律令》与唐代敦煌契对比分析,发现此契对西夏典借制度有如下补充认识:首先,西夏继承了唐代的质押类型,但在收息方式上灵活多变,表现出“以典充息”和“典息两立”并存的特点;其次,在债权担保制度方面表现出“使军”担保的意义,其担保方式有财产担保和劳工担保两种形式;第三,西夏民事契约关系中违约罚款的官方收缴机构为罚赃库。

西夏文契约的担保制度与处罚制度补考——以新译释西夏文契约文书为中心

该文通过对新译释西夏契约文书的梳理和观察,对西夏担保与处罚制度补充如下认识:在担保制度方面,在债权担保的范畴内,除已知的保人担保外,还有合伙担保、同籍担保和中人担保;在对标的物的担保范畴内,有瑕疵担保和追夺担保。在处罚制度方面,监军司是黑水城地区契约责任的仲裁机构之一,而违约赔款的收缴机构则为罚赃库。这与唐契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契约精神有所不同,折射出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联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