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业资产可逆性测算研究

资产可逆性是企业投融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用来刻画投资项目在未来时期宣告失败时进行变现或者被再利用的能力。利用1987—2012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对中国行业资产可逆性指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来看,行业资产可逆性在1987—2002年呈现出波动特征,之后表现为明确的下降趋势。2002年是结构变化点,原因在于行业分化现象在中国加入WTO后不断加剧,专用性投资快速增加。从行业维度来看,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服务性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高,第一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如畜牧业、纺织业等)的资产可逆性较低,反映了中国二元城乡经济结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攀升的客观事实。利用测算结果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实物期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进行了检验,证实了资产可逆性指标的可靠性。上述结论为资产可逆性的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适用于中国情景的测算框架,并提出建立高效资产交易市场和机制至关重要。

企业金融化、资产可逆性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对金融市场稳定和实体企业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资产可逆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度的企业金融化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且资产可逆性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当资产可逆性较弱时,企业倾向于通过投资金融资产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文献,对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政府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可逆性与固定资产投资

本文利用2012年139部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资产可逆性,并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匹配至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而考察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考虑到资产可逆性与项目投资失败时的清算价值正相关,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7—2017年季度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被弱化,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凸显。特别地,在控制经济周期特征、投资机会和抵押担保效应后,上述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此外,考虑到模型内生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可逆性的度量方式、行业匹配度及模型设定形式等问题,系列稳健性测试均证实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的重要性。本文结论表明,资产处置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资产可逆性、抵押品渠道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异质性视角

本文从资产交易广泛性和资产沉没成本两个维度出发构建资产可逆性测算框架,并以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抵押品作用渠道下,资产可逆性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遭受融资约束的企业,资产可逆性通过抵押品渠道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即支持本文提出的"银企风险偏好相悖"假说,且这一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更为凸显。进一步,在引入变量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证实了资产可逆性抵押品价值这一关键作用渠道。此外,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本文核心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企业的低效率投资活动提供了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新证据,对于决策层如何因地制宜促进企业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实业投资吗?——来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物投资具有负面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规模、业绩状况、性质和所属行业类别。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应由大变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应逐步减弱。机制检验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资产不可逆程度和外部降低信贷可得性加剧了其对实业投资的冲击效应,而企业内部充足的现金流则可以对这种负面冲击进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