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生态问责制度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决策、构建生态绩效评价机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协同理论为基础,阐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协同治理目标、对象、内容以及协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立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监督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大数据平台等推进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路径。文章在政府完善生态问责实施机制,提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的治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机理、现实梗阻与纾困之策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推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政府官员责任监督中,可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文章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两个重要社会发展命题,首先探讨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机理,然后分析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现实梗阻,最后从审计实施、政府监督、企业考核三个方面提出了纾困之策,以期保障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环保考核、ESG表现与企业价值——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准自然实验,考察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新型环保考核制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提高企业价值;(2)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ESG表现进而提高企业价值;(3)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离任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非重污染企业、媒体关注度较低地区、绿色金融水平较低地区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如何健全领导干部环保考核机制,更好地激励地方领导干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参考。同时对离任审计的深化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过在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已进入常态化阶段。本文以2014-2021年我国284个城市为样本,将资源型城市作为实验组,非资源型城市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自2018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全面开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不但能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还能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各个子系统的协调性。机制检验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增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处于衰退期以及所处地区审计强度较大的资源型城市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ESG表现——来自“试点—推广”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1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从“试点—推广”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有效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且促进效应随着政策推广不断增强。机制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大环境监管强度和资本市场关注度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低的辖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国际“四大”审计的叠加压力效应下,会进一步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促进企业ESG表现实现了企业长期价值创造。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保回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类型企业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促进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能够增强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和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通过这两类环保回应行为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大和受政府干预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绿色投资者能够强化这种作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

生态环境问题天然具有区域属性,如何构建与区域特质相符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陕西省为例,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遵循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的概念框架,构建了陕西省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量化指标权重,并选择各主体功能区代表性县域单元作为实证对象进行应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结合DPSIR模型所构建的基于主体功能区分类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可用性,弥补了既有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性不足和缺乏实践支撑的局限,为深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了有益借鉴。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探析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碳”目标实现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鉴证领导干部对“双碳”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监督领导干部对碳减排政策的执行情况、评价领导干部节能减排行为的有效性和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与“双碳”目标实现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指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中面临诸如缺乏关于“双碳”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资源配置不足、联动协同机制薄弱等挑战,提出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融入“双碳”内容、完善人才和信息等资源配置、将碳指标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等建议,以使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减少资源消耗、避免资源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研发投入

2014年,审计署为从制度层面落实地方官员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责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2014年我国离任审计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7年试点地区的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作为样本,运用DID模型实证检验离任审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离任审计制度会提高试点地区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审计强度越大,离任审计对该类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越明显。该结论在处理了潜在选择性偏差、进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相较于西部地区,离任审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东、中部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和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全面开展。

国家审计对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证据

低碳转型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为探索国家审计推动低碳转型的作用路径,采用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试点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煤炭能源消费占比、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保护林草资源等途径助力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审计试点对低碳转型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且在政府审计独立性较高的地区、审计机关负责人具有监督背景的地区、低碳政策实施地区以及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审计试点推动低碳转型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双碳”目标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标准的构建,也为国家审计推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持与政策注脚。

构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协作机制的思考

文章从构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协作机制的角度进行思考,指出当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协作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细化,数据共享及信息质量准确性需要提高,责任认定存在难度,成果运用存在不足,信息披露力度较弱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审计协作机制,需要注重制度建设,搭建多维度协作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共享,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审计效率;运用科学方法,做好责任的认定工作;做好顶层设计,加大信息披露,强化协同开展监管工作,强化问责机制;加强审计人员的整合与培训。

治理抑或挤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降污效用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降低当地环境污染有重要作用,但其降污作用是来自审计产生的治理效应?还是对当地污染的挤出效应?在全面推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之际,不同答案对于如何更有效开展审计工作有重要影响。通过手工整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等实证方法,深入探讨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降污作用的问题后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能够降低当地环境污染,其降污作用并非来自审计驱动的挤出效应,而是审计产生的治理效应,这一观点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治理效应具有一定的衰减性,审计驱动污染挤出效应尽管不显著,但仍值得警惕。源于审计监督的溢出效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还会降低周边地区污染。因此,提出构建符合地方特点、基于污染源的评价指标体系,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审计预期,降低转移污染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建议。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与实践动机——基于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视角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我国对自然资源管理、领导责任履行等规律认识的审计制度创新。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工作要求,构建了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经济后果分析框架与“国家治理、国家能力、国家利益、国家责任”的实践动因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与实践动机,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主要包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推动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等;实践动机主要包括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宏观、中观、微观管理能力,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大国责任等,并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离任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政策来进行分析,采用DID模型检验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开展离任审计试点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表现为更高的绿色专利产出。本文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离任审计能够对管理者产生治理作用,降低管理者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

环保考核与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准自然实验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环保考核政策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并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保考核政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考核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促进作用呈现出逐步增强的趋势;当重污染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较高及环境规制较强时,环保考核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环保考核能够通过促使重污染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内部治理来提升企业ESG表现。研究表明,环保考核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及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种命令型环境规制,将生态环境治理纳入领导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是一项基于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文章聚焦于分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层面环保投资的作用,选择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地区,企业环保投资得到显著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深入分析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研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对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层审计机关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思考——以S县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基层审计机关而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面临数据不全面、审计手段有限及评价指标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文章结合近年来基层审计实践,提出改进方法,提高审计质量。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我国独有的一项环境考核创新制度,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发挥了绿色治理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离任审计政策可以显著提高重污染、资源型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开展绿色创新在实施离任审计政策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发现,薪酬激励和市场竞争程度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离任审计能提升非国有企业ESG表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ESG表现更加显著。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大数据平台建设研究

经济建设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环境保护观念的转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文明建设更是息息相关。但是,传统审计方法一般使用相对简单的指标,只能解决浅层次的问题,面对庞大复杂的自然资源数据处理难以胜任,不太适合用于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探索了新的路径。文章探讨了大数据平台建设在自然资源数据分析中的作用及可行性,以期为“大数据+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应用场景提供借鉴与参考。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研究采取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实施可缓解企业绿色创新的融资约束,同时可缩小地区间环境监管差异,倒逼企业实施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且该制度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对企业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但往往是迎合政府短期政治需求的结果,具有非完全实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