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企业规模化过程中的资产搁浅风险研究——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视角

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各国政府努力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碳排放和提升气候适应能力,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成为应有之义。其中,传统化石能源资产的搁浅风险引发金融部门及企业界的担忧。本文从创造性破坏理论出发,探究能源行业规模化进程中资产搁浅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我国能源行业目前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产搁浅风险,存在资产规模化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破坏作用于资产搁浅的内在机制;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能更多地利用前沿技术,但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却抑制了技术利用效率的提升。能源企业要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切实提高技术进步率,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应对资产搁浅风险的冲击。政府应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合理地推进能源企业转型。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管理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宁夏地区法人银行的经营现状

加强金融资产风险管理,是有效提高金融资源利用率,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6-2022年宁夏地区法人银行数据为初始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加强金融资产风险管理措施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管理的强化使银行当期不良资产率上升,从而降低当期经营效率,但能正向影响未来的经营效率。

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Logistic和Tobit模型分析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检验了其内生性、稳定性以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了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偏好与配置的比例;金融素养在城乡及高低收入人群之间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是不同的;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偏好与比例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最后提出大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加强风险意识教育,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风险态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等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油气田企业资产风险评级的因素权重方法探讨

油气田生产是典型的高风险行业,为转移资产损失风险,企业往往会投保相应的财产保险。财产保险的费率厘定通常以标的面临的风险为参照,风险越高,费率越高,反之亦然。提出一种油气田企业资产风险评级方法,按照油气田企业资产在点状和线状两种损失因素中的损失程度,并综合考虑油气影响因素和自然灾害影响因素,对资产的这四种因素分别赋分,再合理设置各因素权重,通过各因素分值与相应权重的综合计算,得出资产的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分级结果。根据该方法,结合各油气田生产企业资产明细,可以统计出企业资产高、中、低风险分布情况,为不同油气田企业财产保险差异化费率厘定提供依据。

知而后行:金融知识提升会引致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知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显著增大了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及投资份额,并且专业金融知识的激励作用强于基础金融知识。机制识别显示,金融知识通过缓解信息约束、减弱风险厌恶程度、改变家庭传统价值观念的路径,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囿于金融知识缺乏,农业户口家庭、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智能手机以及低智能素养的群体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与份额相对较低。因而,应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与智能素养提升,谨防“低金融知识陷阱”,加快破除“智能鸿沟”。本研究对激发家庭潜在风险资产需求、拓展资本市场发展空间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竞争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7—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描述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基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计算银行竞争度,探究银行竞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银行竞争度的提升能够增加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增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第二,银行竞争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地区信贷供给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第三,银行竞争的家庭资产配置优化作用对居住在城市的家庭更有效。家庭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渠道会影响银行竞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传统的线下渠道和新兴的线上渠道各具优势。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鼓励银行良性竞争、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提升信贷资源供给和促进新兴和传统金融渠道共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老年人群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老年人群金融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我国老年人群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概率和金额,进而有助于提高其财产性收入。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于城镇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群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相关影响可能受限于“数字鸿沟”。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所导致的金融服务便利性的提升、老年人群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以及个体风险偏好水平的上升是潜在作用机制。基于研究发现,本文建议继续推进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在弱势老年人群中推广和普及数字金融服务,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老年人群的金融教育。

社会资本、风险偏好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Logit模型,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研究社会资本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资本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参与率;第二,风险偏好在社会资本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发挥调节作用,风险厌恶程度会削弱社会资本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三,相较于中年组和老年组,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组中最为显著。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家庭风险投资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大于一胎为男孩的家庭,对城镇户籍的家庭大于农业户籍的家庭。机制检验显示,“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提升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经过相关稳健性处理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靠。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视角

探索老年家庭提升自我养老能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老龄化视角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非认知能力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互动、不同风险偏好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认知能力下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应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鼓励支持适老龄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金融风险投资决策,为养老增添一份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改善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可能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性质房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效应,家庭可支配收入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来改善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刚需性房产”和“投资性房产”则分别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在农村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更为明显。通过健全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优化“软环境”,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创设“硬环境”,从而全面推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优化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实现数字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5、2017年三期数据,本文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健康家庭,不健康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更小,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更低。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的健康状况会改变家庭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存在负债异质性影响,相对于无债家庭,有债家庭更容易因为健康状况变差而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甚至退出风险市场。本文的研究对“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其管理成效如何,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公众利益。但是,在进行资产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产流失、投资失误、市场风险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但会对国有企业本身的管理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还会影响整体的经济体系。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电力企业资产运营风险与财务管理研究

在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电力企业内部资产管理显得愈发关键,资产管理是企业稳健运营的基石,更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科学合理的资产管理,电力企业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实现成本降低与利润增长,本文深入剖析资产管理在电力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通过高效资产管理策略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给相关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带来必要的帮助。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探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而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其绿色信贷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商业银行基于资金流动性的考虑,以及在绿色信贷投放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既要积极经营绿色信贷,又要防范由绿色信贷引起的资产流动性风险问题。本文选取2011—2020年28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的内在联系。

家庭收入、信用消费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伴随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已经逐渐成为流行趋势。在各类信用消费平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有效防范信用消费潜在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差异化监管措施,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6017个家庭数据回归分析得出:家庭收入提升会显著增进信用消费,进而促进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即信用消费在家庭收入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之间起到了明显的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分析中,家庭信用消费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仅在非农户口、家庭保障负担轻的样本中显著。

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数字素养,实证研究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财务决策人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地提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概率和配置规模,在引入工具变量回归后,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分析方面,文章通过放宽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发现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个人的金融素养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