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行为手段持续更新的间谍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侵害程度日益加剧。然而我国针对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却与社会发展现状、新《反间谍法》相关内容脱节,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资助行为、资助对象外延过窄;叛逃罪的犯罪主体设定存在瑕疵;间谍罪的行为方式过于陈旧。基于此,应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修改为“协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并拓宽本罪的适用范围;将叛逃罪的主体统一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将间谍罪行为方式中的“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修改为“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并增加“第三国间谍犯罪”;增设“网络间谍攻击罪”和“准备实施间谍活动罪”,严密间谍犯罪刑法规制网。

新时代刑事普遍管辖原则的新征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为视角

相较传统犯罪而言,在境外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在虚拟空间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多变性、公开性等特点使管辖权难以界定。因此,在管控跨境网络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时,主权国家的管辖权难免会发生一定冲突与矛盾,故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网络视域下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框架,对此类犯罪进行重新分类;以普遍管辖原则为依据,提出对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有效规制的措施。

中德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比较研究

中德刑法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分类及类罪名上有差异。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德国刑法要比中国刑法细致得多,特别是确立了"危害和平罪"与"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两个罪名,值得中国刑法借鉴;而中国刑法中确立的"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是否能够由非暴力方式构成上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有着差异。当中国刑法将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及国旗、国徽的行为予以普通刑事化评价时,在德国刑法中却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在法律评价上显得更为合适。两国刑法均将言论与文字的形式作为犯罪行为的表现之一,表明对言论治罪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所独有。在"叛乱罪"与"叛国罪"的构成设计上,两国刑法规定也是各有所长。

犯罪成立标准与犯罪既遂标准不容混淆——兼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既未遂

犯罪成立的标准是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两者不容混淆。举动犯这一概念未必必要,其同样可能存在未遂形态。造成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成立的条件,不是既遂的标志,造成危险状态后,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均有既遂存在的余地。

资助危害 国家安全 活动罪和叛逃罪

新刑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而言,刑法第106条规定对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从重处罚是合适的。在存在两个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对于武装叛乱罪的量刑要根据情况予以适用。对于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中的主体的界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资助”行为要作特定的理解;同时,在单位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情形下,自然人也可以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对于叛逃罪,刑法第109条第二款需要必要的修改予以适用。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规制与现代启示

[提要]中国晚清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规定繁多、处罚严酷。历代均极为重视对国家领土政权的刑法保护。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规制对现代国家的领土安全维护、政权民主建设以及构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间的动态平衡等具有启示意义。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刍议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是单位犯罪、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三者的结合点,其存在的法律根据包含我国宪法与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其刑法适用包括认定与处罚原则两个方面。

从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俄罗斯的刑事政策

俄罗斯联邦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反映国家的犯罪态势和预防犯罪的对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刑事立法也被置于国际大背景中。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较为典型地诠释了俄罗斯当前人道主义导向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保护价值观的调整,突出了俄联邦刑事立法上法网严密、刑罚宽缓的特点,符合国际上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刑事政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新旧更迭变化和发展也必然符合历史规律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理论展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视角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历来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精辟阐述,为我们研究危害国家安全罪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马克思主义对犯罪问题的经典剖析产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想萌芽,列宁主义以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明确提出有关国事罪的系列理论,彰显危害国家安全罪理论学说的发展,二者的借鉴价值不容忽视。

论新形势下危害国家安全罪

危害国家安全罪法定犯的性质,决定了在保护国家安全法益方面刑法与国家安全法律的一体性及刑法自身的受限性。伴随新《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法》等国家安全法律的相继实施,我国已经构筑起以新《国家安全法》为统筹以其他特定领域安全法、刑法为内容的完整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同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业已确立、间谍行为扩大化、行政责任宽严两极化的局面下,刑法必须顺势而为,积极贯彻新《国家安全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反思自身规制的行为、恰当处理与行政责任的衔接。刑法应然的做法是,在立法层面,改变仅将"国家安全"理解为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理念,重构首章罪名体系,将传统安全类罪名作为第一节规定,将恐怖活动类犯罪作为第二节规定,涉及其他安全类罪名进行兜底式规定,增加首章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以空白罪状修改间谍罪规定,堵截处罚漏洞;在司法层面,在划清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界限的同时,在确定间谍罪刑事责任时必须对《反间谍法》第27条第2款、第28条的规定给予必要的观照,避免唯刑法论的错误思维。

从“反革命”到“危害国家安全”——“反革命罪”流变考

危害政治统治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我国历代法律均有所规定。反革命罪在辛亥革命以后因特定时期革命政治话语的需要而设立,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之司法实践为反革命罪立法提供了最佳时机。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其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淡化了"反革命罪"的政治色彩而强调了其应有的法律内涵。

试论危害国家安全罪

试论危害国家安全罪明廷强，庞仕平当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对修改刑法，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国事罪）＂已基本无异议。但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类犯罪的确切涵义及其内在法律构成尚缺乏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试对此做一探索。一、危害国...

浅议危害国家安全罪

根据新时期的特点,犯罪现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新划定了犯罪类别,科学地规范了各种罪名,增设了处理新形势下新情况的条款,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是对反革命罪进行科学规范后的产物。

危害国家安全罪≠原刑法的反革命罪

这次在刑法修订中,在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和多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刑法分则中反革命罪这一章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对反革命罪的修改,并不是简单地将原反革命罪一章中的所有条文经过文字处理后,纳入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新刑法除保留原有的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规定外,对现在危害性最大的分裂国家、武装叛乱。

古今维度下的死刑存废之争——对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考

危害统治安全和威胁皇帝安全等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是唐律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在唐律中大多被规定为死罪,并且其在唐代死罪的数量上也占有较高比例。唐律之所以重惩此类犯罪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和统治者在大一统专制思想下对"国家"这一观念的重视。在当今国际死刑废除的浪潮之下,中国已在死刑废除与否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程序、时间的问题上争辩许久,在具体罪名改革方面,我国死刑所占比例最高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则是罪名改革的焦点之一。中国古典律法之最的唐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惩,其背后蕴含的维护大一统理念以及强烈的天下国家观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代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保留死刑的必要性,及其在死刑改革的热浪之下部分死刑罪名保留的必要性。

危害国防安全方面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军人危害国防安全方面的犯罪,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类型之一。这种犯罪直接侵犯了国家的国防安全利益,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一、军人危害国防安全方面犯罪的认定 军人危害国防安全方面的犯罪,是指军人违反职责,侵害国家的国防安全利益,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这种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国防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