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持续创新——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前后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能显著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且人力资本技能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升级是上述创新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地,在员工持股计划特征层面,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的筹资方式、员工认购比例的提升,以及锁定期限和存续周期的延长,都会促进企业持续创新。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以数字技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跨国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机制,并采用全球118个国家199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人口“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进而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其作用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增加闲暇时间和促进环境改善四个路径来实现;数字技术在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应加大医疗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实现现代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全流程、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多要素融合,创新中国式精准医疗发展模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财政资助能否提升人力资本?——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资助是中国特色重大专项转移支付。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固定效应模型,依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量财政资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资助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具体表现在对个人非认知能力及其外向性、尽责性与开放性的提升。同时,自我教育期望和父母陪伴在财政资助与人力资本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进一步深化财政资助工作的育人属性,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因人施策提升财政资助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且这种影响在农村低收入家庭中表现更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据此,本文提出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开发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潜力、创新数字化金融服务场景等建议。

工业机器人、人力资本与就业——以纺织产业为例

工业机器人深度应用与就业协同发展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究如何以数智化转型带动高质量就业,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纺织产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一方面对就业数量产生了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提高了就业质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同时弱化了这两方面的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纺织产业平稳型和提高型发展省份、男性或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数量替代效应更大;2013年以前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数量的替代效应和2013年以后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扩张与企业出口贸易方式——高等教育改革驱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证据

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的贸易方式转变对出口企业长远发展极为重要,是中国能否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提高企业的直接出口概率。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进而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方式。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民营企业、小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方式的促进效应更大。最后,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企业从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并且这种转变还是人力资本扩张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和扩大出口规模的重要途径。从人力资本扩张的视角揭示了企业出口贸易方式选择与转变的驱动因素,对于理解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有效促进出口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研究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视域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对三系统耦合机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采用GM(1,1)预测模型对2022—2026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增长趋势,整体水平较低,高等教育发展最快,但在三系统中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全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截至2021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整体水平依旧偏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且持续存在,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特征与梯度格局;2022—2026年耦合协调度有所增长,大致延续了2010—2021年的变化趋势,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且地区差异依然存在。为此,我国需要发挥高等教育核心枢纽的支撑作用,依托新质人才培养促进“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政府要在宏观战略上统筹“三大战略”,形成“三位一体”螺旋发展合力;各地区要明确内外差异与发展重点,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江苏省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20年江苏省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效应等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高级化则会产生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对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江苏应加快构建数产融合人才发展体系,搭建市场化引才的数字平台,实现以高质量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基于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双重调节下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研究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集聚与经济发展均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分布特征;高等教育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不显著;与科技研发的交互项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对高等教育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合调节作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此,不仅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重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聚焦人才培养、引进、科技研发,实现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的有效结合,发挥高等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结构转型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升级

对于金融结构转型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升级这一问题,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当技术风险较低时,创新企业的破产风险较低,银行融资是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吸纳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较高,提高金融市场水平将无助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与之相对应,当生产率较高、技术风险较大时,创新企业虽然面临着较大的破产风险,但其可以通过“利益共享”的方式获得股票投资,分担技术风险,故股票融资成为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吸纳的人力资本水平则更高,提高金融市场水平将会对人力资本升级需求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本文利用2000—2019年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和省际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假说。最后,本文得出了结论和相应的启示。

数据资产、人力资本升级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区别于数据资产的规范性研究,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上市公司的数据资产指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数据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升级在数据资产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据资产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驱动力,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中介效应来看,数据资产带来的人力资本升级,即员工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第三,对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而言,数据资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从企业价值的视角,检验了数据资产“入表”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在理论上拓宽了数据资产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在实践中为企业利用数据资产优势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企业绿色投资角度出发,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人力资本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对绿色投资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基于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在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提升下,促进了企业的ESG表现。研究结论从董事会人力资本角度提供了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影响ESG表现的因素证据,也拓展和丰富了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相关文献。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普惠保险、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等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利用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分析普惠保险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普惠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中介效应;在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的地区,普惠保险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普惠保险优势,因地制宜有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