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吉林省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靠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的空间正不断缩小。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影响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有:农业政策激励、资金供给和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吉林省这一农业大省主要县市的面板数据对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府财政支出在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合理正确的规划财政支出将有助于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视角下的资本质量提升

前沿研究关注资本投资数量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却普遍忽视资本质量变化可能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针对当前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利用非线性似不相关模型测算耦合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结果显示,在1980—2012年期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年均2.88%的速度提高资本质量,我国经济效率的改善既源于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中性技术进步作用,也受益于设备资本质量的提升。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关联效应

文章利用设备工业品与建筑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考察蕴涵在设备投资过程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动态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关联性。采用小波变换方法分析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关联效应,发现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特征不同且二者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较强的共变特征且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长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完全共变性且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得出二者的周期波动关系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体现在短期而是表现为中长期。

资本质量、企业税负与经济提质增效的路径研究——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视角

将资本质量指数引入资本积累过程,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陕西经济为例,校准相关参数,比较了中性技术冲击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和工资对中性技术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受消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三,与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政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水平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并稳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估计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被体现在新资本品之中,这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全部技术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增长核算框架,构建了中国1979年至2008年资本品价格指数并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同时估计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结果表明,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率为11.5个百分点,占全部技术进步的72%左右,为技术进步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比以往文献的估计值更大。文章最后就模型的稳健性作了必要的检验。

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广西经济源增长分析

文章在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索了广西经济增长过程中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情况,并测算出1990-2012年间平均技术进步率大概在2.1%-3.0%之间,与其他省份相比处于落后地位。最后通过拟合内生增长模型计算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各年份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得出广西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发现广西在2002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后出现平缓下降趋势。

实物资本、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实物资本与经济增长长期变动关系的研究发现,2000年后实物资本的高速增长使实物资本边际报酬与实物资本产出弹性下降速度的有所减缓,因此存在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阻止了实物资本利用效率的下降。在对实物资本区分为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并重新核算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测算出安徽省设备资本的边际报酬的变动趋势,分析得出由于存在设备资本积累引致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安徽省实物资本加速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率的变动趋势与我国增长悖论

基于一个具有两种类型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推测,随着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呈现出倒U型变动轨迹。文章运用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以及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倒U型曲线都存在,而且全国整体以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已经越过了全国拐点。这为2008年以后我国出现扩大投资下增长下滑的"增长悖论"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之外,设备资本品积累速度下降引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速度降低,使经济增长率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侧,可能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要素替代弹性与要素收入分配

本文基于CES生产函数,首先对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理论分析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在估计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基础上,推测我国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之间应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更严格的计量分析表明,二者之间的同方向变动关系的确存在。最后,相关的政策启示。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81-2007)

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资本质量指数调整设备资本存量,考察资本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设备资本投资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占资本贡献的14.8%。技术进步贡献呈阶段性变化,且不同类型技术进步贡献出现分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呈平缓下降趋势,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变化特征,但降幅大、升幅小。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扭转技术进步贡献的下降趋势,经济高增长将无法长期持续。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

本文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获取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依据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发展耦合于蕴涵前沿技术的机器设备投资过程逻辑,以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器具投资表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检验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及其匹配结构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技术效率实现与否内嵌于经济环境,受制于行业利润率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匹配程度。行业整体合意技术结构效应不明显,而以利润率和国有化程度分组发现,高国有化行业和高利润率行业存在合意技术结构。

中国制造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行业差异性研究

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的研究方法,忽略了融合在资本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导致其无法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同时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打破传统测算方法,建立新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测算模型,以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上述悖反现象进行新的诠释。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2.15%,占整个资本贡献率的16.95%,传统研究由于没有将这部分内容测算在内,因而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三类行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最高,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水平最低,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大多处于中间阶段。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中,以外资引进为主的设备资本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目前已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人力资本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缺乏的核心要素。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个文献综述

针对国内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贡献率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回顾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前沿经验研究文献,指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经济增长、高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根源在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作用,总结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估计方法主要包括不变质量价格指数法、C-M方法和生产函数法。而对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国内文献还主要局限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成分分解,或只涉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定性分析或存在性检验。当然,如何有效剥离并精确测度依附于资本投资和设备更新过程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仍然是前沿文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经济增长来源——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持续下降。针对这一现象,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增长来源特别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作用及其决定因素。检验结果发现,设备资本和经济增长作用关系显著且其贡献率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发展取决于进口设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而自主研发作用甚微,人力资本对体现式技术进步作用存在时滞效应。

制度软约束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视角的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碳减排政策实施中制度软约束存在的相关机理,并运用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其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及晋升锦标赛体制下的强势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碳减排政策的动机,通过逐渐放宽碳减排规制标准及扩大工业规模的"向底线赛跑"效应引致制度的软约束;制度的软化是导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不断降低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也是省际工业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空间计量结果显示尽管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抑制工业碳排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制度的软化会通过引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降低进而增加省际工业碳排放量,不利于预期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及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

机器人冲击、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碳减排——理论分析及中国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资本的动态深化已成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其带来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中国制造业碳减排提供了关键驱动。本文从理论、实证、分解三个层面考察机器人冲击的碳减排效应。首先,将机器人与碳排放引入异质性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中,构建了机器人应用影响碳排放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机器人通过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影响碳排放的规模增排效应与技术减排效应。其次,采用2003—2016年中国跨地区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机器人冲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器人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机器人冲击每提高1%将造成制造业碳排放降低0.96%。最后,将机器人要素引入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解框架,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动态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解结果显示:总体看,机器人的技术减排效应平均高于规模增排效应,碳减排效应日趋显著;细分效应看,机器人投入效应、资本自动化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增排贡献,而劳动力—机器人要素结构效应和机器人—能源要素结构效应具有明显的减排贡献;跨时期看,相较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机器人技术减排效应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制造业碳减排提供了关键支撑;跨行业看,高耗能行业中机器人的技术减排效应远高于低耗能行业,具有更明显的碳减排贡献。

资本体现式和中性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特征,结果显示资本体现式和中性技术进步都是制造业整体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作用更稳健,产权制度和资本深化对制造业技术进步也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按照技术属性对制造业分组采用PCSE回归方法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低技术行业技术进步增长主要源于中性技术进步,而中高技术行业却取决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在回归方程的控制性变量中,利润率对低技术行业技术进步正向作用显著,对中高技术行业作用不明显。资产规模反向效应明显即行业资产规模越大越不利于技术进步,同时产权制度和资本深化在各组中显著正向作用保持不变,表明非国有经济发展和资本深化有利于行业技术进步。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品生产部门与包含资本品进出口部门两种不同生产模式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在促进生产部门资本深化的同时可以增加劳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国内资本品生产部门难以满足最终产品部门对先进资本设备品的需求,国内最终产品部门需通过进口方式满足资本设备需求。这种生产方式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需要着力发展资本品生产部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要素市场、技术进步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视角下的中介效应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不高,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本文基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推测,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应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变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收入份额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可以促进与资本相融合的技术进步,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居民消费率

基于CES生产函数,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以及消费率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基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观察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消费率的抑制作用。更严格的计量分析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居民消费率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之间的确存在着负向关系。最后,提出了缓解和消除上述权衡的途径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