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激励、企业规模与资本劳动比

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渠道,但是文献关于中小企业资本深化的研究还不够。本文使用《中国税务局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D),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差异性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首先,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试点企业的资本劳动比非试点企业平均提高了6.7%,中型企业受到政策影响最大,小型企业次之,大型企业基本不受影响。其次,机制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改善了大中小企业现金流,促进中型企业增加投资,促进小型企业使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省级宏观数据也发现存在低学历劳动力被替代的现象。最后,政策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税收激励对不同规模企业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是优化企业内部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同时对于综合评估减税降费政策效果、针对性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机制障碍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实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金税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显著促进了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机制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带动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效应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有利于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并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税收征管数字化提升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具有明显的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度高、东部地区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探索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加速企业资本深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劳动力与资本协同推进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发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作用,需要激发工人农民等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结合,能对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发挥一定作用,但会形成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过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劳动者共同富裕。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的有效结合,既能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也能推进劳动者共同富裕。构建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的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个人所有制,能使劳动力成为劳动者的资本,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有利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跨省就业下省域教育财政支出对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贡献研究

在以公立教育为主的国家,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是增加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在我国跨省就业规模较大的现实背景下,研究省级教育财政支出对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省域不平衡,并呈现较强的以经济距离为权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全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省级教育财政支出对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基于地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中部省级教育财政支出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正向促进效应最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验证了省级教育财政支出促进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与跨省就业规模密切相关的研究假说。因此,为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省级政府除统筹扩大教育支出规模以外,还需要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就业环境,形成合理的工资定价机制,吸引人才到本地就业。

融资约束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吗?——中国的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扭曲是否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这是事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在构建有效测度中国背景下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WKS的基础上,本文的重要发现是:(1)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提高的重要因素。在小规模、年轻及未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中,这种制约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2)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制约效应更为显著;(3)现阶段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及金融扭曲对民营企业资本劳动比造成更强的制约效应,表现为在那些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或金融扭曲程度越深的地区中,民营企业资本劳动比所受到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越强。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干预所造成的金融发展滞后以及金融扭曲,已经对中国民营企业生产方式转变及产业升级形成了障碍效应。必须通过推进金融体系深度改革,来释放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中国资本与劳动结构性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资源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新发展阶段,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缓解资源错配,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场的观点出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推广函数的梯度定义了局部生产要素结构性错配度,测算了1984—2021年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错配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资本劳动比例的影响研究——基于1998-2011年制造业各行业分析

本文对汇率影响资本劳动比例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汇率变化影响资本劳动比例的主要机制,并利用1998-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变化对资本劳动比例的影响,分析表明,汇率升值促进了行业资本劳动比例的提高,汇率风险暴露对于行业资本劳动比例具有促进作用,而加成比例对于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分技术类型来看,汇率升值对于促进中高技术行业资本劳动比例提升影响更为显著,行业融资能力对于促进行业资本深化具有积极作用。

马克思“工人阶级”概念的中国化考证——基于《雇佣劳动与资本》早期中译本的分析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概念的中国化考证研究意义重大。“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之一,其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工人阶级”译为“劳动阶级”与“劳工阶级”,这种译法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落后苦难的社会现实,使得“工人阶级”概念一经传入就获得普遍的认可与广泛的传播,“工人阶级”概念中的中国元素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一经产生就永恒固定的概念,它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发展变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手段的社会主义运用: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特征是劳动者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下开展生产活动,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监视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区分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活动,考察了资本监视劳动手段的新发展。结论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监视手段更加隐蔽,监视范围更加广泛,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中,劳动者不得不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甚至社会大众的日常数字活动也在监视中成为剩余价值的新来源。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社会属性,监视技术可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其社会主义运用将极大地提高整合“分散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人类掌握“总体知识”的障碍,为建设大数据时代的“全息社会主义”提供可能性。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

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本文探讨社会保险缴费对此的影响。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发现社会保险缴费会导致人均固定资产增加。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会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说明社保缴费使劳动力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进一步地,伴随着社会保险缴费的上升,人均薪酬会提高,这意味着资本更多地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并且替代效应在劳动密集度高或规模小的企业中显著存在。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厘清社会保险费征缴、资本劳动比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

资本劳动比是反映资本深化和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本文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该政策可以降低资本价格,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同时降低低技能工人雇佣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固定资产替代低技能工人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税收政策与要素替代、企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机理,对我国结构转型中税收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资本替代劳动与产业特征的关联机理及测度分析

由于生产技术及产业间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同产业存在不同的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这种程度可以用替代弹性衡量,各产业替代弹性的大小分布即为资本替代劳动的产业特征。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均资本增加,替代弹性大于1时,将导致劳动的总收入减少,进而就业减少,替代弹性小于1时,则就业增加。利用CES生产函数对我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初步测算表明,我国整体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处于中性,但第二产业则存在严重程度的资本替代劳动趋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湖北农业生产中资本与劳动投入要素的变动分析

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特征,是我们科学制定政策和合理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文章通过对湖北农业生产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投入比例高于资本投入的小农经济的特征已经发生改变,资本投入已成为决定和影响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

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估计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2001—2015年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普遍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后者又普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行业开放程度、研发密度、产权属性、资本-劳动比、资产负债率、《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都会影响资本-劳动替代弹性。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有偏技术进步与中国工业企业要素相对收入份额

本文在一个理论模型框架下研究了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对要素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企业在现有技术水平上改变要素的投入比(直接方式);同时诱使企业采用偏向于某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创新(间接方式)。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模型的估计发现,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通过直接方式影响要素的相对收入份额,间接方式影响较小.本文结论说明减少资本市场扭曲既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对合伙企业劳动资本的几点法律思考

新颁布的合伙企业法中规定，劳务可以作为合伙人的出资形式。我们觉得这涉及到劳动者的特定劳动能否成为资本并作为合伙企业资产的问题。根据劳动资本的本身属性及合伙企业资产的特征，我们认为劳动资本可以成为合伙企业的资产。这不仅符合马克思经典产业资本流动公式，亦符合经济性法律规范的本质特征。作为合伙企业资产，劳动资本与物质资本有许多不同之处，这又涉及到如何确定其外在形式、内在价值，以及相应法律规制等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