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急停、银行稳健与贷款差异——来自“金砖五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金砖五国"1 608家商业银行1998—2012年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从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银行层面研究了新兴经济体的银行贷款受资本流入急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资本急停的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一国商业银行信贷量的大幅下降,且该效应会受银行的资本背景与政策环境的制约。在特定条件下,平均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及外资银行在减弱资本急停对银行信贷的不利影响中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而在伴随着不同货币贬值程度的资本急停发生时,外资银行与流动性则发挥着更加显著的积极作用。

资本急停:研究综述与展望

"资本急停"表现为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中断,20世纪后期爆发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急停现象对此课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样本,虽然国外学者对其概念界定、发生机制、产出效应以及政策应对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研究,但是国内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对现有资本急停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指出纳入预期因素,关注中国资本急停议题并将资本管制作为切入点探索资本急停的应对方案,或将是此课题的研究方向。

资本急停、稳健特征与银行贷款差异

本文运用全球31个新兴市场国家商业银行1996-2012年的财务报表数据,从宏观层面与银行层面研究了银行的信贷增长受资本急停影响是否存在截面差异性。研究发现,资本急停发生多会导致一国银行信贷量的大幅下降,但该效应受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与银行稳健特征的约束而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及具有外资股权在减弱资本急停对银行信贷的不利影响中发挥着更为明显的稳定作用。而无论是在高货币贬值还是低贬值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特征都发挥着更加突出的积极效应。

基于资本急停预防的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研究

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增长逐渐由交易动机转向危机预防。本文基于Jeanne和Rancière(2006)的跨期模型,根据外汇储备平滑资本急停时国内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观点,推导出最适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公式,然后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的最优水平。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实际外汇储备规模进行统计口径的调整之后再与测算值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在2004年前应对资本急停的外汇储备不足,2004年后开始超额。此外,我们结合资本急停发生时的汇率变动、资本急停发生概率的变化等对模型进行了扩展讨论。

国际金融周期、资本急停与政策效果

本文基于1990—2017年31个发达经济体和28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季度数据,计算6类资本急停样本,据此探索国际金融周期对不同类别资本急停的影响,以及资本管制和汇率稳定对资本急停的防范效果。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周期进入萧条期将增加SSI,SSIN,SSION,SSO和SSN的发生概率,且对发达经济体SSO和发展中经济体SSI的影响显著。资本管制仅对SSIN发挥积极作用,而汇率稳定对防范各类资本急停均有显著的作用。国际金融周期对资本管制与汇率稳定的政策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当国际金融周期进入萧条期时,资本管制对发展中经济体SSO的防范作用不理想,而汇率稳定对发达经济体SSION以及发展中经济体SSON的防范作用增强。本文的研究为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周期背景下防范各类资本急停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锚定美元、资本急停与产出效应

本文基于31个发达经济体和28个发展中经济体1990—2019年季度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六类资本急停产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重点考察锚定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否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并利用中介模型对锚定美元影响资本急停产出效应的中介渠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总流入且总流出且净流入型资本急停(SSION)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发生总流入且净流入型资本急停(SSIN)的负向产出效应也很显著。锚定美元对发展中经济体SSIN、SSION负向产出效应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经常项目是发展中经济体锚定美元影响SSIN、SSION负向产出效应的中介渠道。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各经济体,尤其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防范资本急停负向产出效应,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关系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的影响,以20个发达国家和29个新兴市场国家为样本,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和急停事件进行鉴别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量化测度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是否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本国产出水平的升降幅度。如果金融自由化导致本国产出水平大幅下降,则发生国际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较大。如果金融自由化能够大幅提高国内产出水平,则发生国际资本流入大进的概率较大。实证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会显著增加国际资本总流入大进以及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入大进的概率;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对其国际资本总流入的极端波动没有显著影响,却会降低其证券投资项下资本流入发生大进的概率。当前,我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较大,为此,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要注意把控节奏、循序渐进,同时要强化对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和风险抵御能力评估,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哪种类型的资本流入急停更能影响经济增长?——基于不同收入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44个新兴经济体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首先应用OLS和TSLS方法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入急停的经济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直接投资急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证券投资急停和其他投资急停的影响次之。随后,进一步以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不同收入水平组,检验各类资本急停对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经济体,直接投资急停能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急停和其他投资急停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三种类型资本急停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最后,通过系统GMM方法对模型重新估计,发现结论是稳健的。这提示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开放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资本流动的分类监管,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跨境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入急停——基于分部门跨境资本流入的视角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波幅增大,跨境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概率也随之放大。构建了分部门跨境资本流入的数据,研究了分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入急停之间互动机理,并对跨境资本流入急停可能的防范方案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公共部门、银行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入急停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关系;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银行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均会诱致资本流入急停概率攀升,发达经济体企业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会导致资本流入急停风险上升,而发展中经济体公共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会导致资本流入急停风险上升;提升金融发展对于防范资本流入急停作用并不明显,而维持良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有效抑制由企业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引发的资本流入急停,保持汇率稳定以及维持适度的资本管制对于防范资本流入急停至关重要。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参考,回应了防范极端跨境资本流动的诸多争论。

政策、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急停和外逃的影响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数据分析与计量

近年来,以政策、经济和金融为代表的宏观不确定性问题日益突出,这可能是国际资本流动极端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此,文章以1995~2018年22个发达经济体和18个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为研究样本,在鉴别跨境资本流动急停和外逃事件以及度量政策、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基础上,运用面板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宏观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急停和外逃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宏观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净流入大幅减少均有显著影响;将资本净流入大幅下降分解为资本流入急停和资本流出外逃可以发现,全球层面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资本急停概率,国家层面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提高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概率,国家层面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显著增加了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急停概率;进一步将资本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可以发现,宏观不确定性主要作用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急停或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