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入与家庭信贷扩张

资本流入会显著促进流入国家庭信贷扩张,同时只会显著促进私人部门信贷扩张而挤出官方部门的信贷配置资源。因此,在未来金融账户逐步开放的进程中需要重视资本流入冲击对家庭部门债务的潜在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信贷过度扩张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关系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的影响,以20个发达国家和29个新兴市场国家为样本,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和急停事件进行鉴别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量化测度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是否对国际资本流入大进、急停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本国产出水平的升降幅度。如果金融自由化导致本国产出水平大幅下降,则发生国际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较大。如果金融自由化能够大幅提高国内产出水平,则发生国际资本流入大进的概率较大。实证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会显著增加国际资本总流入大进以及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入大进的概率;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对其国际资本总流入的极端波动没有显著影响,却会降低其证券投资项下资本流入发生大进的概率。当前,我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较大,为此,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要注意把控节奏、循序渐进,同时要强化对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和风险抵御能力评估,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中国非FDI资本流入的易变性测度

测度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目的就是测度一国可能在短时间内面临的资本过度流入程度,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国际资本可能出现流动方向迅速逆转的情况。本文将国际资本划分为FDI和含义更为宽泛的非FDI,建立了一套衡量资本易变性的指标,测度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并采用样本期间内人均净资本流入与GDP比值的标准差,对37个国家的资本易变性进行了纵向的分变量比较和横向的国别比较。据此,笔者提出了加强对非FDI流动早期预警指标监控等相关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机制与境外资本流入相关性研究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热点,人民币汇率变动将直接影响人民币和外汇资产未来收益率之差,因而对境外资本流入产生很大影响。在现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境外资本流入的关系值得探讨。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周期变动、冲击因素及负面影响

笔者利用VEC模型,对1982年～2008年间中国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存在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同周期变动;国内经济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国内股票收益率与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中国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会产生较强冲击;国际资本流入的周期变动能引发人民币出现新一轮内外价值偏离,能延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能放大外汇储备贬值风险,甚至增强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及其动态相关性研究

利用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国际资本流入的月度数据,建立考虑in-Mean效应的多元BEKKGARCH VAR模型,实证分析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及其动态相关性。结果表明,可预测的汇率变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有显著的正效应,对长期资本流入有显著的负效应;不可预测的汇率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入有显著负效应,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入无显著影响。汇率波动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存在"正向反馈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两类动态相关机制,与长期国际资本流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较弱。这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金融危机背景下新兴国家资本流入突停和逆转及其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以东欧国家为例

受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出现了突停和逆转。与以往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造成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变化相比,此次新兴国家资本流入突停和逆转的特征更鲜明、原因更复杂、影响更深远,对中国经济也会带来一些难得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国际资本流入期限结构错配：现状、影响与对策

2003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高涨的刺激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长短期期限结构发生了逆转。本文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入的最优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入过度"短期化"趋势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同时,我国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真实性审核、实施差异化的国际融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托宾税"等短期资本流入管制措施。

资本流入下的政策选择

本文依据应付资本流入的国际经验,分析了流入中国的资本、特点和决定因素,检讨了当前应对资本流入导致的宏观经济过热的政策组合。文章认为,现行的固定汇率加紧缩的政策固然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但要从根本上克服资本流入造成的潜在危机,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纠正制度性扭曲。

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冲击

在三重套利的利益诱导下,外资借助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改革之机,持续大量地涌入中国,对中国货币体系造成较大冲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强。其中,以非FDI流入的冲击最为典型,它是造成中国宏观经济及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种易变性很强的新资本流入方式,对中国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冲击的程度和后果都是巨大的,需要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监控和引导,长期中应从要素价值重估、产业结构优化等实质经济层面进行调整,以消除经济扭曲。

资本流入、货币内生增长与物价稳定

20 0 2年以来 ,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迅猛 ,其与央行制订的货币供应增长目标偏离较大。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对于金融和经济的运行 ,可能带来若干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其一 ,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冲销政策 ,则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 ,将引致物价迅速上涨 ,产生通货膨胀。其二 ,有可能影响汇率稳定。对此 ,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如何建立有效机制 ,发掘安全且大规模的金融资产 ,用以冲销外汇占款的增加 ,已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国际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结构性影响——基于银行复合异质性视角

国际资本流入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别,把握其基本规律的基础工作是对银行异质性的主要变量进行复合分类,然后从复合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国际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结构性影响。笔者选取2011-2017年全球43个国家中的458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并在该模型中逐个加入资本金比率、银行规模和盈利性三个门槛变量,在依次获得每个变量门槛值的基础上进行三阶段嵌套内生性分组,据此研究不同复合异质性情景下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国际资本流入的敏感性。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高资本金比率的银行,国际资本流入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中等资本金比率的小型银行,国际资本流入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盈利性门槛效应,即提高盈利水平低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低资本金比率的银行,国际资本流入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规模门槛效应,即提高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主要结论的政策意义是:在较高资本金比率情况下,资本流入风险监管的重点是盈利低的银行;在低资本金比率的情况下,资本流入风险监管的重点是大型银行。

西部大开发资本流入的经济学分析

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是资本流入 ,鉴于西部目前现状 ,政府只能采取“政府补贴市场”机制 ,对进入西部的投资主体进行补贴 ,提高资本收益率 ,从而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 ,最终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国际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印度为研究对象,从资本总量和结构上考查了国际资本流入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动,外国证券投资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在印度,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外国证券投资以及外债等其他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稳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外资在两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途径有明显区别,中国主要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印度主要是通过借外债和吸引外国证券投资,补充本国资金不足,增加本国的消费和投资,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结构的变化:2001—2008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资本数量结构来看,资本总量逐年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下降,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从资本期限结构来说,短期资本总量超过长期资本总量,中长期债务余额比较稳定,而短期债务增速较快,贸易信贷比重逐年增加;国际资本主要来源地没有大的变化;国际资本流入的行业结构中,虽制造业仍占据较大的比重,但服务业所吸收的外资却快速增长,占比越来越大。

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我国经济增长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外债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分析，发现这些数据序列问存在着典型的非线性关系，随后以中国1983～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通过构建我国国际资本流入一经济增长系统的VAR模型，对我国FDI、FPI外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充分考虑了四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展示了四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我国经济增长风险关系，揭示了两者的复杂作用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国际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难题、不同的风险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国际资本流入的热点。资本流入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对比分析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情况表明,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经济特点上的差异使二者之间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采取的对策和受到的制约也不尽相同。

新巴塞尔协议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影响

2004年6月经过长达6年艰难国际谈判和三稿意见征询的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在国际金融领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文把视角从金融界普遍关注的“新协议对银行金融风险监管的影响”转向“新协议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影响”,指出这部由发达国家倡导的风险协议在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同时,也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影响作出分析与评价。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决定因素的时变特征——基于时变参数(TVP)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9年1月至2014年10月的月度数据建立时变参数(TVP)模型,实证分析我国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决定因素表现出典型的时变特征,其中长期国际资本流入主要受经济增长速度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国内因素影响,敏感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对国际推力因素变化的敏感性总体上比较平稳;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受国际推力因素和国内拉力因素的影响都比较明显,危机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国际推力因素变化和汇率波动的敏感性上升,成为导致国际资本流入波动性增大的主要原因。在有序推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视角下的国际资本流入管理框架,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管理工具的协调配合,防范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及监管分析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迅速复苏,在宏观经济平稳发展、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入我国。短期资本流入有可能引发我国金融市场动荡、资产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因此,我国应通过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等措施,降低短期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