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传统行业资本组织形式的转型——以药材业为中心的考察

从现有档案考察,药材行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20世纪30年代末期基本上以独资为主,1941年转变为以合资为主,到了1943年股份制又日渐成为主流,药材行业这一传统商业其资本组织形式经历了独资—合资—股份制的转型过程。尽管已有学者从工业生产领域揭示了类似的转变,但甚少涉及传统商业,且对转型的具体过程的阐述过于简略,缺乏必要的相关资本额等具体数据的支撑。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药材商业切入,考察传统商业领域从独资到合资再到股份制的转型过程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现象。药材行业虽是上海商业中的个案,但其资本组织形式却折射出了上海商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的侧影。

股份制只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今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时至今日,一些人对股份制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仍存在误解,往往把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制,把股份化等同于私有化。其实,私有制是所有制的一种类型,而股份制则是在一定所有制前提下的资本组织形式,是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瑞岳撰文：股份制——现代企事业重要的资本组织形式

推行股份制能够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通过发展股份制，国有资本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扩大国有企业的支配范围，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据国家权威部门对3468家由重点企业改制形成的股份公司企业统计国家投入资本7710亿元，但全部注册资本达到13304亿元。

资本组织形式

资本组织形式主要指所有投资企业的资产组织方式,具体表现为企业资本筹措的方式与途径及其在各生产要素、环节中的配置。资本组织形式同时反映各投资主体在企业的责、权、利情况。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主要有:独资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其中,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组织资本的曲线调节效应

文章选用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组织资本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滞后影响且二者为倒U形关系,当研发投入强度小于13.57%时,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13.57%时,则会抑制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组织资本在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倒U形曲线关系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拐点左移,使曲线形态更加平缓,说明高组织资本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率和产出率,减缓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波动性;另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整体水平上升,优化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

科技型创业者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

科技型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是指创业者个人在与其他组织或个体交往过程中获得的一些资源优势,这些优势转化为企业现实绩效的机制是复杂且非线性的。考察组织宽裕和组织资本对这一影响过程的调节作用来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的方式强调科技型创业者不仅要拓展外部社会资本,还需要强化内部的组织资本,尤其强调需要同步储备组织宽裕能力。该能力进一步调节了科技型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本的关系,只有组织宽裕和组织资本同步发力,才能有助于科技型创业者将外部获得的资源更有效地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能力转化为企业绩效。尤其是组织宽裕的引入,可以强化创业企业的控制功能,为项目失败留出回旋余地和退路,进而有助于创业企业守住生存底线。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风险资本组织中的代理风险控制研究

本文从委托代理一般理论出发,分析了风险投资尤其是风险资本组织中代理风险存在的原因和表现,探讨了风险资本组织中代理风险控制的机制设计与合约安排,并对我国新兴的风险资本市场中代理风险控制机制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采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总资产周转率和组织规模作为反映组织资本的指标,建立关于企业绩效的回归模型,进行了复回归分析以及自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组织资本有关的变量对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显著影响,企业组织资本变动1%,使得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变动0.02%.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改革来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强企业的组织资本建设,提高企业运用资源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组织资本形成机制研究

组织资本的基础是组织内部的知识,而知识的隐性和动态的特点又进一步决定了企业组织资本的形成。组织知识产生价值需要通过外显化等方式将隐性知识在个人、团队、组织之间传递和转移来体现,同时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又相互作用,并不断超越而产生新的知识。将组织资本的形成解释为组织知识的产生和转移两个过程。

公司财务管理的新视野: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

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本进行管理,基本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知识经济时代,用于创造企业价值的资源不仅限于传统的财务资源,而是所谓的"泛财务资源"。与此相应,企业财务管理在内容上也就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财务资金,而需要关注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资本要素。

知识转移视角下企业组织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组织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如何获取、转移和有效利用隐性知识,以及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分析组织资本和隐性知识转移内涵的基础上,利用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等相关理论,分析了企业组织资本对不同来源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并对企业组织资本以及组织内、外部隐性知识转移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建立了三者的假设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从人力资本到组织资本: 一个对“经济人”假设的拓展分析

伴随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本及其投资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以往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常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它强调人力资本的自然属性而相对忽略其社会属性，因而很难对知识经济时代旨在建立柔性或网络结构的组织创新，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和知识管理问题给出合理说明。本文试图拓展“经济人”假设，从人力资本的特性分析入手，提出组织资本概念，为合理解释组织创新及相关企业管理问题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期弥补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管理和创新研究之不足。

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基于组织资本投资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框架。首先 ,本文从现代企业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契约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着手 ,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的特性 ,区分出纯粹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 ;其次 ,探讨了组织资本的战略、结构和文化等三方面构成及其特性 ;第三 。

基于组织资本的企业战略联盟分析

战略联盟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战略联盟又是以价值链上某一价值单元共享资源为前提条件的。组织资本是企业在对其内外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以及其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形成的,这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实施战略联盟一方面受制于市场竞争压力的驱动,另一方面在于优化、整合和丰富企业组织资本的结构要素,从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员工政治自我效能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来自5家公司的272对主管与员工之间的配对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员工政治自我效能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治自我效能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当员工政治自我效能较低和较高时,组织公民行为都比较低,而当他们的政治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时,组织公民行为最高;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减弱员工政治自我效能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倒U型影响。

组织资本与企业创新

本文在定量构造组织资本测度的基础上，结合企业专利数据，考察了组织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组织资本能够显著地推动企业创新。进一步，国有控股的企业产权性质、更低的员工激励水平对组织资本的创新效果有负面影响，而激烈的行业竞争则呈现出了积极的影响。这丰富了我们对组织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企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