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资本结构非线性动态调整

基于动态面板阈值模型,利用480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1999～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深入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资本结构非线性动态调整的关系。研究发现: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转移变量,资本结构调整存在两个区制,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并且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将变慢;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相比非制造业公司,制造业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金融欠发达区域以及出口导向等融资敏感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拓展分析发现,当资本结构向下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增加负债、减少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当资本结构向上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减少负债、增加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税收征管数字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快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减债务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对权益融资调整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高盈利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能否将企业的杠杆率控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阈值内,事关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去杠杆”战略的稳步推行。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考察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否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结果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降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区分偏离方向发现,相较于向下偏离目标资本结构,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更能加快对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降低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两类代理问题是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机制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退出威胁可信性、退出威胁强度及市场化程度越高,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治理效应越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理研究——来自中国八大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实证证据

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是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调整资本结构是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京沪深A股重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碳交易政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构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正向促进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碳排放权交易对高管激励政策有促进作用,且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高管激励变化方向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偏离度呈负相关关系;(3)碳排放权交易与市场化进程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正向影响。本研究仅供参考。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非对称性视角的考察

在当前提出保持杠杆率稳中有降的背景下,文章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使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助力企业“去杠杆”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但向上调整时促进作用更强,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非对称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促进作用来源于持股机构的治理效应,并通过实地调研和委派董事两条路径发挥作用;在排除机构大股东合谋管理层的替代性解释、明晰机构持股影响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债务融资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前提下,上述非对称影响可由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资源效应解释。文章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资本结构调整因素的相关研究,并从微观层面为“十四五”期间如何“稳杠杆、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注册制改革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溢出效应

注册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溢出效应的角度研究注册制上市公司数量与同行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注册制上市公司数量能够显著加快同行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机制检验发现,注册制上市公司数量通过改善行业信息环境、增加行业竞争压力、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的方式促使同行公司加快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同时,财务困境和过度负债在上述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文章进一步拓展了注册制在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证据支持。

企业研发投入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论文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通过构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对研发投入如何影响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进行假设验证。实证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具有显著影响,且研发投入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研发投入确实能够加速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过程,以实现企业内部战略目标的更新,适应外部市场经营环境的变化。

数字金融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优化了社会信贷资源配置,这对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要求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此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和高负债率企业中更加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驱动企业本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为此,政府应正确引导数字金融业发展壮大,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赋能经济增长;企业应紧紧抓住数字金融业蓬勃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

MD&A语调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融合前景理论,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下简称“MD&A”)语调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MD&A语调促进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且不同调整方向上的调整行为具有不对称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是MD&A语调促进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显示,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面临的审计监督强度越弱,MD&A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向关系越显著。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和文本信息语言语调领域的相关研究,并为完善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机构交叉持股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机构交叉持股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交叉持股能够加快上市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机构交叉持股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信息共享和压力控制机制对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交叉持股主要通过权益渠道加快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综上,机构交叉持股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治理渠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稳杠杆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配置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控股股东的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出发,检验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配置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度越强,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越慢,调整效果越差;向下调整速度越快,调整效果越好;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度越强,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越快,调整效果越好;向下调整速度越慢,调整效果越差。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成长性会抑制控股股东控制度对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负向作用,会促进控股股东制衡度对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正向作用。此外,企业负债不足时,控股股东的控制度越强,企业通过现金分红方式上调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增加负债方式上调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越小;与之相反,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度越强,企业通过增加负债方式上调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越大,通过现金分红方式上调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越小。

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发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且上述结果在过度负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更加显著,融资约束缓解和信息环境改善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内在机制。

财政政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而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行为所积累的结果表现。因此,深入分析财政政策对资本结构决策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广义财政政策视角,阐述财政政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央财政和综合税收的独立效应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地方财政和货币供给的独立效应减缓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除综合税收以外,其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均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同时发现,综合税收对资本结构的调整呈双侧波动式形态,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货币供给对资本结构的调整呈单侧形态。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依据,政府应形成财政货币政策联动机制,以激发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企业融资决策提供借鉴,即企业应充分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信号效应。

ESG表现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作用机理和数据检验

ESG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ESG表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有无正向作用尚未有明确结论。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会促进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且这一作用存在非对称性,相对向上调整的情况,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ESG表现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机理分析表明,ESG表现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将融资渠道细分为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后发现,ESG主要通过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来提高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文拓展了ESG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政府健全企业ESG评估制度及信息披露标准、企业及投资者重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十四五”以来,我国逐步迈向数字化转型新时代。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本文采用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统计数据,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探究了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加快了企业从实际资本结构趋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由于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企业倾向于采用净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向上或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本文为进一步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ESG披露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

论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探究了ESG披露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ESG披露能降低杠杆率,减缓资本结构调整速度。ESG披露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来影响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稳定我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沪深证券市场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区分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过度负债与负债不足企业对于上述影响不大,但是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会更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帮助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企业改变融资模式调整资本结构达到最优状态。

企业社会资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获取途径,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计算出网络特征指标来量化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利用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本文主要探究企业社会资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调整方式的影响机制[8,10],并提出假说:企业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水平时,高社会资本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增加银行借款以及增加商业信用来实现资本结构的向上调整[9];当资本结构高于目标水平时,高社会资本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结构的向下调整。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在新兴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探讨如何借助金融科技提升金融部门资本配置效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与经济韧性,是我国后疫情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基于地区金融科技公司数量构建金融科技发展程度指标,利用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加快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进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是通过降低企业在金融市场上面临的金融摩擦而推动其进行资本结构优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和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环境中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本研究对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助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模式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