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估计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2001—2015年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普遍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后者又普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行业开放程度、研发密度、产权属性、资本-劳动比、资产负债率、《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都会影响资本-劳动替代弹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资本-劳动替代的技术特征及其对扩大就业的启示

资本替代劳动取决于技术因素和两者相对价格的变化,是一国工业化阶段必然经历的过程。由于体制和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扭曲等原因,我国出现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导致经济高增长未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资本-劳动替代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体制特征和时序特征,针对资本-劳动替代的技术特征,采取打破行业垄断、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和发展有较小替代弹性的产业等措施,可以有效减轻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有利于扩大就业。

广州市蔬菜生产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研究

基于VES生产函数模型,利用2001—2013年广州市蔬菜生产的成本收益数据,对资本、劳动的投入产出弹性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1.2641,劳动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1.0750;蔬菜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既反映了农业雇工成本快速上升的过程,也说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过程符合充分竞争环境下的一般原理。提出如下建议:发挥技术的核心作用,鼓励菜农广泛运用优良技术;促进种业科研在品种抗性、多样性、产业链配合等方面实现持续进步;促进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蔬菜生产的规模效率。

从“对立”到“和谐”——资本-劳动关系历史演变的劳动价值论阐释

"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严格定义的雇佣劳动概念是这一理论模型的逻辑基础。学术界对雇佣劳动概念的历史性质和理论建构性质的忽视是导致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诸多误解与质疑的主要原因。在现代科技劳动日益普遍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新型的资本-劳动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由掌握精神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首的崭新的人类发展阶段。因此,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理论应该在历史发展运动中加以重新审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劳动辩证法的总体性运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对"资本-劳动"内在矛盾的揭示,绝不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的简单摹写,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结构性剖析,典范性地展示了以"具体的总体"为核心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运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主题是以"资本-劳动"的矛盾运动这个"具体的总体"为核心问题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和重构,在思维方法上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性范式的尝试性融合,开启了走出德国观念论辩证法、创建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抽象法"之思想征程。而在走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原则和具有经验论传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颇有启示。在此意义上,只有将"资本-劳动"辩证法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法的"具体的总体",才能深度把握其辩证法的肇始性思想史地位和方法论价值。

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中社会消费需求被约束并向下运行的趋势

在资本——雇佣制度中,一方面,劳动者收入被约束在劳动力价值的水平甚至以下;另一方面,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社会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由此形成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由于劳动者构成社会的主要人口,因而上述趋势使得社会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总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总供给的增长。这就是社会消费需求被约束并向下运行的趋势。这个趋势构成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基础原因。

“无就业增长”辨析——基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劳动与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要素,也是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起点。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导出,将经济增长、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与就业问题放在统一的框架下。本文从宏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资本替代劳动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第一产业负就业增长拉低了总体的就业弹性,"无就业增长"在我国现阶段表现为局部现象。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关系研究

利用1997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并进一步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越高的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但随着嵌入程度的加深,在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嵌入程度提高将会加大资本—劳动替代弹性。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到来:以农业中资本和劳动替代关系为背景的分析

自2004年起,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入了一个转折阶段,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实现了非农就业,农业雇工工资开始与农民工工资趋同,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比重迅速增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步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强新型农民的培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深化过程及其就业效应

本文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的实证分析显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资本加速深化过程。回归分析和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资本深化对就业具有挤出与补偿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深化降低了就业的增长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就业产生间接补偿效应。

基于“劳-资”初次分配效应的美国金融危机研究

超金融化扩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维度,使实体经济系统更不稳定,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都是超金融化的结果。从分形动力学假设视角上看,劳动分配与货币资本分配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呈现的短期不规则涨落并非外部随机冲击的结果,而是系统内部的机制所引起的。在开放经济中,美国的金融危机具有国际传染性,受美国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亦处在复杂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有可能造成中国金融资产过度分配的系统性风险。为保证国内经济稳定,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与集中强烈爆发的原因

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和反映,本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是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本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等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

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我国劳动就业

利用1988—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从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是促进作用逐步增大,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在向着有利于就业的方向发展;不同类型商品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对国内就业的净影响绝对数量最多、比重最大,而劳动—资本密集型商品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绝对数量最少、比重最小,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增长速度最快,资源密集型商品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增长幅度最小。国内就业受到对外贸易的冲击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内产业结构的状况,应大力发展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扩大拥有自主知识品牌与核心技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应注重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配套性;同时,要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

不容忽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过早深化

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经济出现了资本过早深化的现象。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资本-劳动比率加速上升,资本的过早深化开始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投资效率加剧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重化工趋势的发展使资本更加集中于钢铁、建材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我国消费率

基于CES生产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消费率与资本—劳动价格比率(利率—工资率比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如果一个经济体压低资本—劳动价格比率将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将影响消费率,但其影响效果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对我国消费率与利率—工资率比率之间关系的观察发现,二者可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基于此对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进行了推测。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消费率与资本—劳动价格比率之间的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将降低我国消费率。最后,提出了消除要素价格扭曲从而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要素价格扭曲、劳动份额与我国消费率——基于1978—2014年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CD生产函数,分析了消费率与劳动份额、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其次,利用1978-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得出在当前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条件下,消费率与劳动份额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进一步的实证数据验证,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与消费率是正相关的。最后提出改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

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认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1978—2008年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多数省区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价值旨归和逻辑内蕴

工农城乡关系是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生产关系之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和基础。“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内在逻辑包含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在此视域下,扎实推进城乡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是推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构建和谐的“劳动-资本”关系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问题。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引,共同富裕为实践归宿,实现资本服务劳动、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性前提向更高层次跃迁。

不确定条件下的最优储蓄策略

使用Solow型的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中资本-劳动比率可以用扩散随机过程描述.以储蓄函数为常数的Cobb-Douglas函数为特例,主要研究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储蓄策略的问题,并且推导出该问题与仅包括稳态分布的从属问题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这是从随机情形归纳出的结论,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