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政府统计研究

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包含丰富的统计数据,涵盖户籍人口、赋税徭役、军情战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政府统计演变历程极为宝贵的史料基础。为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本文基于对《资治通鉴》中统计活动、统计数据、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细致钩沉与深入解读,聚焦典型案例,突出数据治理,从政府统计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政府统计的主要内容,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等三个部分对五代及以前时期我国政府统计的状况加以刻画与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政府统计起步时间早,渐趋成熟和稳定;统计工作历来备受重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防范和惩处力度较大;统计数据的收集利用程度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关;统计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专门的统计问题研究较为欠缺。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记一》句

【讲话原文】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群众评价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最后在忏悔书中都说对党章和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出了事重新学习后幡然醒悟,惊出一身汗。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资治通鉴》的文人和文学活动叙事

有一种说法是“《通鉴》不载文人”,因像屈原、杜甫这样的重要文人的事迹,均未被《通鉴》所记载。但如果我们详细审视《通鉴》,则会发现,与纪传体史书甚至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确实较少,但也并非完全失载。不过很多文人即使被记载,也不涉及其文学活动。《通鉴》所记载的文人与文学活动,一般都有“资治”的目的在,或告诫士人不当像很多文人那样浮靡放荡;或告诫皇帝应以利于治国为择贤才的标准,而不应过于重视其辞章之华美;或旌表那些为文以劝谏国君,有益资治的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编年体史书本就有多记国家大事而忽略其他史迹的倾向,但与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在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时持更为严格的立场。在《通鉴》之后的编年体史书中,《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等继承《通鉴》较严格的记载文人的规则,《资治通鉴补》《明通鉴》《国榷》等则更为宽松,甚至主动变通体例以记载更多的文人与文学活动。

中华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民族语名勘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民族语名大多经过四库馆臣改译,这给学界相关研究造成了极大困扰。中华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做了部分回改工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湖南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民族语名的原始面貌,本文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及其他文献相关记载,对中华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三条记载中标点错误的民族语名做了校正回改,同时对其错误类型和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未能对馆臣改译的民族语名予以正确回改是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这也充分证明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对还原馆臣改译前民族语名的原貌具有重要价值。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被铲去的姓名:从书籍循环看《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

《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是产生于明代初期的一部集注性质的《资治通鉴纲目》读本,由出版人刘剡和建阳县令张光启合作,完成编辑出版。由于张光启在宣德年间赞助出版的《剪灯余话》在明正统年间成为禁书,张氏赞助的其他书籍也不得不做处理,他的姓名在其他书板中被铲去,《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即其中之一。传世《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多为后印本,序跋文献缺失、编纂者姓名有阙,不仅剞劂年月令人困惑,诸人的历史贡献也被湮没。

《资治通鉴》中显示的古代政治实践中的法观

《资治通鉴》中所谓的“法”与今日所谓的“法律”一词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主要是指刑律,但也指规则、制度等。传统政治中的法观,既受法家、儒家与道家等理论的影响,又是应对现实的产物。由于没有系统的法学理论与著作,后世制法与执法者往往仅靠不多的一些法家与儒家原则来操作法律条文,这就使得传统法观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难以保证法的一贯性、一律性。

《资治通鉴·隋唐纪》纠谬20则

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为依据,参考《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对《通鉴》“隋唐纪”部分存在的时间、人物、职官、地理等20处错讹进行辨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历史记忆中的秦始皇——《史记》《资治通鉴》秦始皇书写比较研究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关于秦始皇的书写是司马迁、司马光历史记忆文本化的表现。将二书秦始皇书写进行对读,通过司马光关于秦始皇记忆的有意重构,可以发现政治立场上司马迁“六家兼容”与司马光“儒家主导”的差别。进入二书文本内部,司马迁采撷不同主体、不同物质形态的历史记忆建构文本,形成“复调”,司马光删削修润,叙事走向“独白”,其背后是书写目的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差异。最终二书也呈现出“功过兼存”和“罪莫大焉”两种不同的秦始皇形象,这与睡虎地秦简、北大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始皇形象又不相同。将文本作为一种书写下的记忆探讨,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书写立场中会被重新建构,在不同著述目的统摄下会被再次阐释,具有多元性、存在性、历史性的特点。此一视角的选择有助于打破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的思维,对理解两司马的始皇书写差异、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大有裨益。

从《〈资治通鉴〉直解》看张居正的正统观

《〈资治通鉴〉直解》一书是明神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翰林讲官为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讲解《资治通鉴》讲稿的汇编。书中融入了张居正对历代皇朝兴衰的总结,其中体现出的正统观具有独到之处。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华夏、天命和仁德正统3个方面;张居正正统观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体例编排不同和君主称谓有异两个方面。通过对比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与表现,可以明确他以蜀汉、北魏和蒙元为正统的原因。对张居正的正统观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化对张居正的思想内涵研究,对理解明代中后期官方正统观具有重要意义。

中韩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比较研究

南宋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继承春秋笔法,开创纲目体例,后世多有续作。明初,商辂等人奉诏以纲目体续修宋元史,成《续资治通鉴纲目》。朝鲜王朝以朱子理学立国,对纲目体例尤为关注,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传到朝鲜王朝后,其中以元朝纪年为正统的记述方式受到朝鲜学者反对。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应运而生,否定元朝正统,对商本进行大幅改编,既修正了其中不合于春秋笔法的内容,又大量删去元朝内容,其编撰方式体现了朝鲜学者对正统论和华夷论的严格遵从。两书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对朝鲜王朝史学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中韩史学的交流与互动。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陈汉章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考述

陈汉章是近代著名经史学家,一生著作等身,遍及四部。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上有陈先生大量批校语。文章对其批校语略加考述分析。

《续资治通鉴长编》并非谦称

《续资治通鉴长编》并非谦称李裕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的北宋九朝编年史，为什么不称《续资治通鉴》而加“长编”二字呢？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说：“其书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然文简（李焘谥号）谦不敢名《续通鉴》，故但谓之《续长...

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新探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史学义理转向过程中的圭臬之作,影响深远。现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体例与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典范地位的建构性质。换言之,印刷、阅读等文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南宋时,《纲目》刊布后,其定位尚处于游移状态。一方面,《纲目》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通鉴》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回归《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