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铲去的姓名:从书籍循环看《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

《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是产生于明代初期的一部集注性质的《资治通鉴纲目》读本,由出版人刘剡和建阳县令张光启合作,完成编辑出版。由于张光启在宣德年间赞助出版的《剪灯余话》在明正统年间成为禁书,张氏赞助的其他书籍也不得不做处理,他的姓名在其他书板中被铲去,《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即其中之一。传世《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多为后印本,序跋文献缺失、编纂者姓名有阙,不仅剞劂年月令人困惑,诸人的历史贡献也被湮没。

中韩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比较研究

南宋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继承春秋笔法,开创纲目体例,后世多有续作。明初,商辂等人奉诏以纲目体续修宋元史,成《续资治通鉴纲目》。朝鲜王朝以朱子理学立国,对纲目体例尤为关注,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传到朝鲜王朝后,其中以元朝纪年为正统的记述方式受到朝鲜学者反对。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应运而生,否定元朝正统,对商本进行大幅改编,既修正了其中不合于春秋笔法的内容,又大量删去元朝内容,其编撰方式体现了朝鲜学者对正统论和华夷论的严格遵从。两书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对朝鲜王朝史学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中韩史学的交流与互动。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指出 :《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 ;朱熹确定凡例以后 ,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 ,自己担任主编 ,负责统稿 ,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 ;至迟在乾道五年 ,《纲目》已进入编撰 ,初稿成于淳熙二年 ;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 ,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 ;朱熹去世前 ,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 ,但没有完成 ;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 ;《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 。

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

藏于俄国、编号为TK316,藏于内蒙古、编号为F6:W 36的黑水城汉文刻本残页,均系南宋朱熹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两件藏品只具纲目,不附后人《发明》、《书法》、《集览》等内容,保存了早期《资治通鉴纲目》的原貌。两件藏品版本特征极为相似,但纸质不同,当属不同版本或者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根据避讳情况判断,其中TK316应当是南宋刻本。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述

本文以俄、中、英藏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为中心,对其版本、刊刻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俄、中、英藏《纲目》版式皆为半叶10行16字,小字双行22字,四周双边,中乌丝栏,细黑口,有鱼尾。且俄、英两地所藏残片部分可拼合,故三地所藏残片似为同一版本。宋元版《纲目》除八行本、十行本两个主要系统外,另有十一行本、十二行本传世,黑水城本与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属十行本系统。二者虽非同皈,怛版式基本吻合,应同出一源或互为底本。又,黑水城本有误字且个别字未用正字,因此黑水域本《纲目》可能是在南宋至元末间刊刻于书坊的一个版本。此外,笔者还对三地所藏残片的内容进行核查,制成"残片定位表"并将分属卷二一第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叶的残片缀合复原。

有关历史文献评价问题的思考——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再评价谈起

仓修良先生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再评价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启发。以此视角梳理古今学人关于《纲目》评判悬绝的史实,我们会发现在今人的评价中存在着忽视《纲目》的实际影响和一定程度上背离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这两种趋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历史文献的传播过程真正地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以及对其的评价当中来,也要尽量地从历史的背景来评价历史文献。

对比《资治通鉴纲目》看《三国演义》的真实性问题

《三国演义》的真实性是研究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小说在每回末的历史纪年结算中发现,小说的叙事完全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宋代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来进行。将《三国演义》每回的内容与《资治通鉴纲目》相关部分进行对比可得,《三国演义》在具体叙事与写人方面,是以《资治通鉴纲目》为经,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纬,进行创作的。

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新探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史学义理转向过程中的圭臬之作,影响深远。现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体例与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典范地位的建构性质。换言之,印刷、阅读等文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南宋时,《纲目》刊布后,其定位尚处于游移状态。一方面,《纲目》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通鉴》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回归《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

道德史观的强化——从《资治通鉴》到《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一书中经常可见儒家纲常法则与道德伦理对于历史事迹的解释和支配力量。司马光以儒家伦常去解释和架构历史,道德史观是为该书之史观。这种道德史观本质上仍是为着有资于治道的终极写作目的。《资治通鉴纲目》作为对《资治通鉴》的改编之作,其道德史观日益强化,进之为天理史观。天理在社会领域的本质规定即是封建的纲常道德法则,因此便被当做人间社会的最高真理和永恒规律。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以此形上之天理作为诠释一切史事之根本依据和纲领,历史即为天理笼罩下之历史。该书实为朱子天理哲学在历史实际中的运用。透过此二著中道德史观强化之趋势,可以发现理学在宋朝逐渐兴起与繁盛之轨迹。

《续资治通鉴纲目》纂修二题

《续资治通鉴纲目》是明代官方两次敕修的著述 ,该书编篡的成否与明代前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密切相关 ,反映出明景泰、天顺、成化年间的社会环境与当时思想的主流意识。

朱熹春秋学思想与其《资治通鉴纲目》新论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缘起、编纂、修订是伴随着其《春秋》学思想的不断成熟而进行的。《资治通鉴纲目》初稿完成于淳熙二年,其成书是朱熹《春秋》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从朱熹的《春秋》学思想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朱熹在史书体例、通俗史体、义理史学上的创新贡献,真正理解《资治通鉴纲目》与春秋大义的内在联系,还《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三国演义》成书的重要一环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就其成书而言,其史实大多取材自陈寿的《三国志》,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文学常识。对于这个说法,笼统来说不存在争议,但细究起来,还是有些问题的。《三国志》是纪传体断代史书,《三国演义》从史书体裁角度来说,属于编年史。显然,《三国演义》不是直接取材自《三国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

刘友益与《资治通鉴纲目书法》

南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创纲目体史书以褒贬历史,对后世影响深远。元儒刘友益倾三十年心力,成《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以下简称《书法》)近五十万言,系统阐释《纲目》书法,是宋明间众多羽翼《纲目》的代表作。本文追述刘友益的家世生平,考察《书法》的修撰、考校、刊刻、流传,借助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比较,剖析其编撰体例和宗旨,并以著统为例,探究《书法》对《纲目》的诠释特色,同时,参照南宋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讨论《书法》在学术史和文献史上的影响与价值。

《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资治通鉴纲目》(简称《通鉴纲目》)被认为是朱熹改纂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据《高丽史》的记载，《通鉴纲目》当在13世纪末、14世纪前半期高丽朝末期已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到朝鲜王朝时期，又通过燕行使臣大量传入。作为朱熹理……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考论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史书,其凡经两修,现存初修二十卷本和改修四十卷本两种。乾隆中后期纂修《四库全书》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成书使该书的重修成为必然。改修本与初修本相比,在书法、纪年上大体遵循《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少数民族人名与地名翻译上则改动较大。这些改动体现了高宗对修史事业的控制及其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为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

朱熹"八书"和《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真伪问题是学界的一段公案。"八书"反映了庆元四年左右,赵师渊相助朱熹"整顿"《纲目》一事。这符合朱熹晚年将《纲目》纳入"整顿"新旧诸书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八书"所显示的赵氏修订《纲目》的具体工作、朱熹对《纲目》条例的认知及行文措辞等细节,无一有违史实,足见"八书"出自朱熹之手,旁人断然无法伪造。"八书"为真是论定《凡例》真实的重要基础。通过"八书"可以确认《凡例》来源可信、可靠。同时,以朱熹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审视《凡例》的主旨和细节,亦无违戾处。因此现存《凡例》系朱熹手定。至此"八书"和《凡例》的真伪悬疑得以化解,二者可被确定为真。

《资治通鉴纲目》作者问题新探

赵师渊入朱门不早于淳熙八年,并未参与《资治通鉴纲目》初稿的编修,而是在朱熹晚年时,帮助其师"整顿"《纲目》,并至少承担了汉、唐部分的修订。"赵师渊作目"最初因王柏对史料的误读而起。元、明时期《纲目》成为史学义理取向的典范后,"赵师渊作目"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叙述策略,在阐释《纲目》书法的论说中得到凸显。明中期以后,信奉治史实证路径的文人群体宣扬《纲目》出自赵师渊之手,以此消解《纲目》在史学义理维度的典范意义。而无论是"赵师渊作目"或"赵师渊撰《纲目》",其载体是关涉《纲目》阅读、阐发、评价、接受等性质的文本。在此类文本中,虽然"赵师渊作目"说的表象是一致的,但其背后蕴含的史学观念在明中期发生了翻转,从阐释经典转为解构典范,由宋学取向转为汉学立场。

《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刻本考详

朱熹生前，《资治通鉴纲目》尚未定稿，朱熹卒后的第十九年，《资治通鉴纲目》始刻于泉州。其后屡有翻刻，并被誉为万世史法、史家准绳。入明，朱熹的地位至高无上，《资治通鉴纲目》及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之必读书，故内府、藩王、各地官署、书坊均纷纷翻刻，以应各方之需。明朝距今不远，明本《资治通鉴纲目》存世者颇多，现以年代先后，择其要者略考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