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饶的贫困”与“东部主义”——甘肃省资源型村庄与居民收入研究

资源对于经济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文章以"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变迁数据"为例,分析了甘肃省居民收入与资源型村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资源型村庄与居民收入呈显著相关性,即资源并没有对其村庄内居民的收入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居民的收入增长。这一证据表明了甘肃省社区水平上"资源诅咒"的存在,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资源诅咒背后确实存在着"东部主义"的现象。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

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特色农业产业资源型村庄的转型发展路径探索

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针对黄骅市东聚馆村构建中国贡枣文化第一村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村的目标,积极探索了特色农业产业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方法,提出了区域旅游板块联动、旅游主题空间设计和实施运营机制三大发展路径。

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研究——以浙北荻港村为例

在剖析资源型村庄概念设计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全域生态治理视角对浙北荻港村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思路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当前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路径指向。研究发现,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不仅彰显出整体性治理的政策思维,而且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也是资源型村庄建设发展所追求的深层价值和本质归宿。为此,现阶段迫切需要从战略定位、主体合作、制度完善以及文化培育四个方面来推进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框架构建,从而真正达到乡村振兴时代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目标。

大都市近郊资源型村庄聚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以慕田峪长城文化聚落为例

本文以大都市近郊的资源型村庄聚落为研究对象,研究村庄聚落转型发展演变规律,并以北京市近郊慕田峪长城文化聚落为典型案例,探讨大都市近郊村庄聚落的转型发展路径。研究表明,资源型村庄聚落转型发展动力有:核心资源禀赋原动力、内部能人治理推动力、外部政策保障驱动力;转型发展阶段有:农牧林渔业自然分布的农耕阶段、资源禀赋驱动的特色产业挖掘阶段、领军村落特色产业优先发展阶段、聚落内部资源结构优化配置阶段、聚落“大格局、小特色”协同发展阶段;转型发展路径有:聚落统筹规划发展、核心区村落优先发展、非核心区村落协同发展。

资源型村庄治理中集体经济的多重效应——基于山西H村的经验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型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既符合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又体现了村庄治理发展的时代内涵。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许多资源型村庄实现转型发展和有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对资源型村庄治理中集体经济发挥的效应进行研究,发现资源型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从四个维度优化和提升了村庄治理的效果,即激发村治精英参与村政、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促进村庄制度创新和构建立体化的公共服务。

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影响因素与运行模式

不同的煤矿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影响不同。研究发现,产权结构同村庄治理具有比较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是产权结构不直接发挥作用,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状态和治理绩效是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产权结构通过产权主体、经营者的价值偏好和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等因素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个体产权相比,由于其产权单位和社会群体利益清晰程度的适中,以及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使其更有利于资源型村庄发展。

治理要素组合与互动: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研究——基于山西省两个案例村的比较

转型发展既是资源型农村的必然选择和最终走向,也是资源型农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治理的视角探索不同的治理要素对煤炭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说明在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村治精英、集体企业、自治制度、广大村民等治理要素相互影响,共同推进资源型村庄成功转型,其中精英主导是关键、制度建设是保障、村民参与是动力、集体经济是基础。

矿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与资源型村庄兴衰的关联——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和思考

煤矿产权与资源型村庄发展密切关联,不同时期的矿权改革和政策调整给资源型村庄发展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外部性。'有水快流'政策为资源型村庄发展集体经济、实现村庄经济复苏提供机遇的同时,造成了煤矿无序开采、资源浪费和水土流失等问题;煤矿承包在解决集体煤矿效率低下、提高煤矿经营效益的同时,造成煤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失衡,煤矿经营者获得巨额利益,资源型村庄却要在没有获得煤矿利益的情况下承担煤矿开采的负外部成本,导致村庄衰败;地方政府通过煤矿整合采取村庄搬迁、沉陷区治理和土地复垦等措施,解决资源开采负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以实现红利分享和成本分担的均衡,为资源型村庄发展提供条件。

“权力—权利”关系视角下资源型村庄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以山西W村为例

权力与权利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权力与权利关系状况,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样态。村民权利扭曲与政府权力失能是资源型村庄社会治理陷入困境的现实表现,而这一困境的形成,本质上是地方政府权力扩张与村民权利受限的结果。在资源型地区,面对资源开采的巨大利益,县域政府在府际压力和自身利益双重导向下,必然通过权力扩张来主导矿权市场,导致资源产权制度缺乏合理性,进而导致矿区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严重受侵。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惯性和权力压制权利的制度惯性下,村民难以通过正式制度程序进行维权,只能通过"弱者的武器"攫取不正当利益,从而弥补合法权益的损失,最终导致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政治互动异化为无规则博弈,与之相伴生的必然是矿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失去约束效力。因此,破解资源型村庄治理困境,根本出路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资源型贫困村庄柔性治理的发生逻辑及实现路径

资源型贫困村庄治理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模式选择影响到精准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以资源型P村的贫困治理为研究个案,通过“解刨麻雀”的方式系统阐述乡村刚性治理模式和资源“挤压效应”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乡村柔性治理的学术出场提供学理辩护。精英俘获与资本掠夺、供需脱节与项目孤岛、内源式微与扶贫致贫、法治弱化与职业倦怠等“治理型贫困”问题的发生构成乡村刚性治理失灵的现实形态,乡村柔性治理因其内在价值的前瞻性成为化解资源型贫困村庄刚性治理失灵的策略选择。以政治系统论为理论分析工具,尝试建构乡村柔性治理的政治系统结构模型并以“内生性培育”为切入点探讨资源型贫困村庄治理模式转换的实现路径,以期为乡村发展中“资源诅咒”和“治理失灵”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资源枯竭型村庄农户增收的对策建议--以路腊村为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依托矿产资源的开发迅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成长。但随着矿产资源被开采殆尽,引发产业结构畸形、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社会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这些地区转型发展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伊始,贵州铜仁路腊村因汞矿而兴,在朱砂开采枯竭后,借助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走上转型发展之路,以乡村振兴为机遇撬动路腊村的转型发展。文章在实地调研获取路腊村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指出路腊村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路腊村今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参考。

资源型地区集体产权个体化后的村庄治理

产权结构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体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研究发现:个体产权结构的建立与村支书兼任个体煤矿主的特殊身份导致产权主体与治权主体合一,由此引发村落共同体的权力由"道义本位"向"利益本位"发生转变,同时村庄也由"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分散体"转变。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产权性质决定了煤矿收益归煤矿主所有,以及煤矿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和村民自治的未有效实现。因此,需要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民形成合力,多措并举,确保资源型地区农民分享资源收益,实现村庄善治。

“差序化代入”:乡村生计方式的一种变迁机制及其意义——基于攀枝花X村两次产业转型的调查

随着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乡村生计方式发生多次改变。本文所关注的X村先"非农化"发展再"回归"农业生产的改变,是近年来一类资源型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代表。研究表明,X村两次转型的过程都是"先行者"带领村民逐步转变生计方式的过程。"先行者"按照以己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差序化"代入的方式,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的"行动逻辑",在农村项目引进、工作引荐以及产品运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带领作用,促成了村庄生计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在解决转变生计方式的难题时,X村村民是基于村庄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经验,将"差序化"的社会关系"代入"其中而成功的。"差序化代入"是资源型村庄的一种生计方式"变迁机制"。该案例说明,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村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仍具有强大的惯性,乡土社会关系对维持乡村秩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为解决供给侧改革中的员工分流安置问题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