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效果检验——以资源寻求型OFDI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资源类产品需求不断扩大,进口价格也在不断上升,通过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控制外部资源,保障我国的资源供给。本文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命题,并利用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资源寻求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导向,东道国资源越充裕,中国向该国投资的积极性越高;2.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是显著的,通过对资源充裕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中国资源供给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追逐套利是否改变了资源寻求的初衷——基于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矿产资源具有的多重属性决定了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机制的复杂性。投资动机对投资成效影响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提出了对外投资套利动机假说,并基于2005—2013年期间374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相对于单纯的资源寻求动机而言,套利动机的加入能够更好地解释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行为;(2)套利动机改变了矿产资源企业寻求资源的初衷,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3)国有矿产资源企业相对于民营矿产资源企业而言,其投资更易受制度套利、期限套利驱动,而民企则易受市场套利驱动。套利使得企业给予其他环节较低的决策权重,可能就不会潜心经营实体,出现投资决策短视、低估风险,进而造成投资低效和决策失败。因此,必须对套利动机加以监管以防止投资错配。本研究对丰富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OFDI决策?--基于资源寻求动机与调节效应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2007-2017年间中国对124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结合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体系,在引力模型中检验了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中国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分制度维度回归揭示,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论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克服极端值与数据非对称分布的干扰,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国OFDI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政治制度质量同样存在正向调节效应,集中体现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本文有助于破解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为未来优化调整投资区位布局、更好帮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资源寻求战略

虽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很小比重,但是伴随着中国对能源和矿产的持续需求以及资源寻求战略的形成,非洲丰裕的自然资源提高了其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推动。网络理论认为,企业是嵌入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中的,而且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重要能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本文通过基于承包工程的典型中非网络关系,解释了中国在非洲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动主要受到国家战略利益的驱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基于市场与资源两种因素的探讨

有别于以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探析了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对于中国OFDI的流入也具有积极影响。

基于OFDI对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走出去”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是重要途径之一,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分析讨论了OFDI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通过分析发现,海外直接投资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葡语国家制度质量、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谈中国澳门中葡平台的作用

自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以语言文化为纽带、以经贸合作为主题、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取得丰硕成果。葡语国家发展程度及制度环境存在差异,制度环境是否会对中国在葡语国家的OFDI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一直以来缺乏实证检验。基于2004—2020年中国对葡语国家OFDI存量数据,构建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指标,实证检验了葡语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葡语国家的OFDI存在明显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制度质量、营商环境对中国在葡语国家的OFDI不具有直接影响;葡语国家的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主要对中国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较优的制度环境间接地强化了中国对葡语国家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中国对葡语国家的资源寻求动机强烈或葡语国家的制度环境较差,任意与制度环境相关的指标改善,都将显著地提高中国对葡语国家的OFDI,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来葡语国家进行投资合作。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方法,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国澳门是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和中葡论坛的永久举办地,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展望未来,中国澳门可以继续夯实中葡平台建设,打造高标准综合性的中葡平台,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深合区建设等对接联动,更好落实《经贸合作行动纲领(2024—2027)》,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迈向新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跨国并购和有机扩张的学术论争及其引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采用了复杂一体化战略,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OLI-IDP框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在海外寻求知识资源的行为,需要调整和补充。中国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并购和有机扩张是获取海外知识资源的主要方式,学者们基于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分析、大型并购数据库分析和模型构建等方法评估了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各种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知识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R&D国际化:国际经验、现实问题及现阶段的研究课题

R&D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试图通过对国际上R&D国际化的理论发展和相应的企业战略措施进行总结,并对我国在技术创新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继而指出研究我国企业R&D国际化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实证研究

在经历了以出口贸易、招商引资为重点的对外合作模式后，中国对外开放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输出成为新一轮对外合作的重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跨国并购为主。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1984年～2008年58家代表性企业98个跨国并购案例动机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主要是为了增加市场份额，促进多样化，并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其他资源。从并购主体看，国有企业是跨国并购的主体力量；从行业分布来看，跨国并购多数属于资源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从区位分布来看，区位分布与产业结合非常紧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资源寻求、边际产业转移和技术寻求三者并重作为产业选择基准,构建多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

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相对于中俄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言,两国直接投资合作却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直接投资存在着较多壁垒,远未达到便利化的状态。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实现不仅可以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同时可以带动中俄贸易快速发展,促进中俄技术进步,增加双方就业,为中俄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实现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需要双方各级政府、企业以及民间机构的共同努力,在《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的框架下,为企业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各种信息服务,减少企业经营风险。

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应以资源寻求、技术寻求和边际产业转移三者并重作为产业选择基准，构建多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乳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研究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外部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梳理总结了2010年以来中国乳业企业OFDI的总体情况,分析了乳业企业OFDI的驱动因素,认为中国乳业企业的OFDI具有资源寻求型的特征,但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战略性资产利用不充分,外部投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乳业企业的OFDI应制订长远战略规划,重点应瞄准国际市场,充分利用海外战略性资源,最终实现从资本输出到品牌输出的转变。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所面临的技术性壁垒及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资源寻求、边际产业转移和技术寻求三者并重作为产业选择基准,构建多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