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对制造企业创新的资源支持效应——股东积极主义路径与异质性情境

针对转型时期面临提质增效压力的中国制造企业,基于创业板2009—2019年的制造企业面板数据,探究创业投资对于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具有耐心资本与专家赋能属性的创业投资股权参与,缓解了制造企业的创新资源约束,促进了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的财务资源与智力资源的配置力度;在作用路径上,创业投资通过加强股权制衡、参与董事会决策等中介路径,对激励制造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发挥了积极主义投资者的角色作用;那些所处环境具有高度动态性、市场竞争激烈、接受政府财税扶持较多的制造企业,创业投资的创新资源支持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的决策参考和政策启示为:制造企业应主动进行对外融资营销、加强与专业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增强获取和配置创新资源力度;创业投资机构应切实秉持服务创新创业的使命,持续提升支持制造企业创新的专家赋能水准;政府职能主管部门应营造创业投资机构多样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运作的制度环境,引导创业投资更多地流入转型升级的制造企业。

险资举牌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剂”还是“助推器”

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检验了险资举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险资举牌会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助推器”而非“抑制剂”。进一步,本文检验了险资举牌可能存在的“资本挟持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结果显示险资稳定性、公司股权集中度均削弱了险资举牌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作用,而金融投资经验在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表明险资举牌主要通过“资本挟持效应”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对规范险资举牌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预防为险资进一步松绑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为理解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视角。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涉农上市企业绩效——兼论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比例安排

基于92家企业2002~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涉农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比例安排问题,发现从整体上存在涉农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底部绩效陷阱”。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绩效最低点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为37.3%,其分布区间约为[37%,38%]。股权性质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是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绩效最高点的持股比例约为36.5%,存在“顶部绩效馅饼”;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是显著U型曲线关系,绩效最低点的持股比例约为33.7%,其分布区间约为[33%,34%],存在“底部绩效陷阱”。整体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U型曲线关系主要是由非国有性质股东贡献的。该结论表明涉农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暂时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