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的“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过度投资：资源汲取还是资源诅咒

公司的过度投资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其发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主板市场2006-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与公司的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司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正相关,从而体现出"资源诅咒"。进一步发现,当高管任职于省级与市县级行业协会时,二者的关系会更加显著;但其任职于国家级行业协会时则不显著,并且相对于国有企业,该关系仅在民营企业显著。为了解决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等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检验表明,企业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使公司获得了较多政府补助、银行贷款和较低税收负担而体现出"资源汲取",但同时也导致企业的商务支出增加、更少的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聘用国际四大审计师的概率显著降低,进而为资源汲取到资源诅咒的转化提供"便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重新认识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因素与产生机制,以及客观评价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与思路。

草根志愿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的微观机制

组织的资源汲取方式是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关注的核心。运用行动取向的分析工具探讨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发现在实际行动领域,草根志愿组织作为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围绕资源汲取进行的互动中,组织的选择能力内在地建构了组织资源汲取模式的变迁。具体来说,草根志愿组织的认同要求和选择能力的变化成为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的动力和核心因素。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

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与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文献检索将关于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及其治理结构的相关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并展开了述评。结果表明,学术界对于农村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对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的研究较少,对于民族地区类似的问题的关注更是寥寥无几。

农村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与资源汲取能力关系的调研报告——基于湘西州少数民族村的三个典型案例数据

文章通过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非营利性农业合作协会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其的治理结构、组织的资源汲取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该研究有助于指导完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实践,有助于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利益契合、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基于WZ行业协会的多案例研究

产业共性技术作为准公共产品,它的创新扩散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但长期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局。相对于企业和政府,行业协会具有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本文以利益契合和资源汲取能力为二维视角,考察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利益契合程度,分析行业协会的内外资源汲取能力,分类型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的不同供给情况。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的利益契合程度越高、资源汲取能力越强,其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作用越大。随着利益契合程度的降低,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共性技术供给能力都相应减小。相对而言,利益契合对产业共性技术的作用仍然处于支配地位。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资源汲取能力同样呈现类型学特征,新兴行业表现为内弱外强型,而传统行业则是内强外弱或内外平衡型。

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评估系统构建--基于民族地区区情的研究

文章研究构建了一种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评估系统。该系统包括以下模块: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数据预处理模块、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评估模块、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报表数据生成模块、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辅助决策模块。采用本系统,保证了原始数据的正确性、评估的科学性,可以合理判断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的高低。

农村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民族地区的考量

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相比较于发达地区同类组织而言,资源获取的难度较高。对于非营利组织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改变,组织的能动空间较小,但对非营利组织资源获取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内部可控因素——治理结构的考察则很有必要,这是组织提能增效的一条有效路径。为此本研究基于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证,找出了有利的与不利的因素,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研究

农村非营利组织是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关系到民族地区村社全面小康的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目标的达成。剖析了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资源汲取的困境,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民族地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指导。

组织特质与资源汲取:一个公益组织的资源依赖结构转型

通过对一个以社群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资源依赖结构转型过程的研究,本文检视了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资源汲取的内生性基础。基于社会组织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特征及其在公益场域中扮演的角色,本文提出了“组织特质与资源汲取”分析框架,用以解析社会组织通过识别与回应社会需求所实现的资源汲取多元化过程,探讨这类组织何以超越行政资源依赖的组织机制。在中国社会组织资源环境日益优化的当下,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身可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解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资源汲取能力,为现有的社会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经验和解释路径。

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

清代的基层行政组织经历了从保甲和里甲并立到保甲取代里甲职能的变迁。这就意味着保甲承担协助收税的职能,也使之成为制度化资源汲取的重要一环。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官僚负责,吏役下乡执行,保甲头人协助基层行政运行的逻辑。这种基层行政运行逻辑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同时19世纪绅士在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加重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失衡性汲取。在这样的资源汲取过程中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

资源汲取与名校活力

大学资源主要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源、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复杂的社会资源。资源汲取及其转化、延续、增值能力是名校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学者汇聚认同的基本条件,是名校活力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经济资源汲取的多元途径,文化资源汲取的增量效应,以及个体行动者自豪感的萌生,都对名校活力的生成及维持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资源汲取对名校亦产生双重影响,由于经济资源依赖可能导致名校学科倾斜、社会批判力弱化、本科教学边缘化等问题的出现。名校若以经济资源汲取为最高职志,则会因经济资源依赖而损害其作为学术组织应具有的根本精神。

用好红色工运文化资源汲取前行奋进力量——全国总工会充分运用红色工运文化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工运史,留下了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注重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工运文化资源,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企业资源整合过程与能力分析

资源整合是指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其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创造出新的资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介绍资源整合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资源整合过程模型,分析了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旨在为企业提供如何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提供建设性建议。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与反思——基于国家建设理论的视角

新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变迁受中央政府的国家建设理念认识与制度绩效之间的互动影响。中央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理念认识依次经历了资源汲取、资源汲取与权利保障兼顾和更加注重权利保障三个阶段。但由于受到既有政府体制的制约,地方政府的国家建设理念并不总是随着中央政府同步更新,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依然秉持资源汲取的理念,将户籍制度定位为资源汲取的工具,扭曲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曲折性。总体上,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伴随着政府的理念转变而对其功能定位由资源汲取逐步向权利保障的“位移”过程,但这有赖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通力合作;改革到位的标志是回归户籍制度的权利保障功能。这启示我们需要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市场发育方面全面把握和理解国家建设理论。

国家与社会在场:乡村振兴中融合型宗族制度权威的重构

宗族制度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与正式制度共生共治。宗族制度权威因其社会价值属性而能在正式制度权威缺位时进行有益补充,这不仅符合治理有效的价值目标,也是宗族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价值对接。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之下,从宗族制度适应性发展角度出发,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理解为其所依托的文化价值的复兴、权威资源的再汲取以及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拟定出"发育型→威胁型→混沌型→融合型"这一路径规划。这既充分体现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中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又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制度权威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这一重要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分田到户、人民公社解体,农民重新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20世纪末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村干群矛盾激化,进入21世纪,国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6年取消了历时千年的农业税;三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向农村转移大量资源,并探索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式以及探索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如何更加有效地向农村转移资源,如何让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变成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建设自己美好生活,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大学治理能力建设:新挑战、新要求和着力点

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改革迈入一个新阶段,即大学治理能力建设阶段,在这种全新的治理环境下也面临三大新的挑战:传统的财政收入模式难以为继,一定规模和质量水平的生源难以维持,内部管理的传统模式遭受数智技术大潮的冲击。这些新挑战势必会相应地给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带来新的要求,即大学需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包括提升多样资源汲取能力、生源拓展能力和内部管理能力,以使学校的财政来源走向多样化,维持一定数量的合格生源,且能使师生享有精准化和便捷化的管理和服务。面对这些新要求,机构再设计可作为应对改革挑战的一个着力点,即大学可将机构的体系化建构和结构化改造作为其治理能力提升落到实处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