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农村资源环境管控的困境与出路

近几年农村因自然资源开采所形成的资源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集体性的上访冲突、抗争频发,这与地方政府行政管控和利益管控不当有关。地方政府依法履职却转而成为冲突指向的新目标,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控的角色杂糅、"寡头式"管控、"财力困境"、惯性管理思维与能力困境、政出多门等因素影响。化解管控困境的有效之策,应该基于资源环境的公共性及管控中民众的参与性,其核心是突破冲突管理的政府单一性思维,形成冲突的多元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权力管控的多主体参与、资源环境利益共享及政府职能界定等治理转向。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①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②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③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