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参与,农户作为集体林区林地的重要经营主体,分析其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对揭示异质性农户参与意愿的行为动机、促进集体林资源的盘活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福建省三明市和南平市58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DEMATEL-ISM模型,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业态,分析风险态度、森林资源管制对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森林资源管制、风险态度、家庭禀赋特征是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总面积、生态公益林面积比重、经营森林旅游/农家乐、林业经营培训为表层因素,家庭禀赋、风险态度为深层次因素,森林资源管制为直接根源因素。

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补偿问题研究

我国在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部分自然资源用途管制措施会造成私人财产的特别牺牲,公民的私有财产理应得到公平补偿。但目前国家公园建设中存在土地权属不明晰,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的样态体系设计不合理,以及管制性补偿的环境法规定单薄、粗放的问题,导致补偿的各个环节遭遇困境。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省思与试点探索经验总结,国家公园内通过设立保护地役权有望纾解土地权属不清的问题,以比例性原则促管制措施减量化合理限制私人财产,并在环境法典编纂与单行立法的“国家公园法”中嵌入因自然资源用途管制造成财产权限制补偿条款,以寻求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管制补偿问题的解决路径,维护环境正义。

集体林权改革后的森林资源管制政策研究

本文从分析森林资源管制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森林资源管制的必要性在于林业的外部性;鉴于不同性质林业的不同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是有差异的,政府应该分别采取不同的管制方式对负外部性采取强制性管制,对正外部性采取激励性管制;现行的"一刀切"式的管制制度的效应,并论证了其政策激励悖论的理论渊源在于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和管制导致的产权残缺;提出了森林资源管制制度重构的基本思路。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与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路径创新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具体体现。而自然资源管理机制、体制是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作用的基石,因此,自然资源用途管制的机制协同,需要基于行政监管与产权管理关系、法律产权与经济产权的关系、多部门管理与统筹管理关系的协同。据此,文章就推进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路径创新提出有关建议,即:形成以土地要素为载体的自然资源产权登记及管理制度;形成以产权管理为核心的自然资源行政监管制度;形成以市场决定作用为主导的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制度;形成以《自然资源法》为统领的自然资源统筹管理制度。

空中交通管制员资源管理训练初探

分析了人为因素概念模型SHEL中最重要、最灵活的一个界面———“人-人”界面。说明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作时要进行大量协调沟通工作,管制员资源管理直接影响着空中交通服务的安全和效率。探讨了管制员资源管理的训练内容及实施方法。

遗传资源获取管制和惠益分享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

建立遗传资源的获取管制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是我国目前环境立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确定立法模式、规范遗传资源的获取途径及惠益分享条件和内容是难点。制定以专门立法为主、修改既有法律为辅的双层立法模式体系,并对其中的主管机构、遗传资源的获取步骤、惠益分享等制度提出具体安排,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益尝试。

北京市水资源用途管制路径与策略

水资源用途管制是深化水资源管理,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多重功能,保障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实行水资源用途管制,保障水资源按照规定的用途合理开发利用,对于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现水资源对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续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规范构造

我国尚未构建起明确森林资源权利与公权力边界的森林资源用途管制制度,《民法典》的实施为森林资源用途管制重构提供了制度框架。《民法典》“绿色原则”划定私人自治的绿色边界,为公权力介入森林资源权利进行森林资源用途管制提供指引,同时明确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制度目标是有效利用森林资源实现公众的森林生态服务需求,降低森林资源用途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禁止权利滥用明确了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权力边界:公权力应当且仅能在权利主体滥用私权妨碍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才能限制私权,同时森林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还应防范公权力利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过度干预私权。征收条款进一步厘清公权力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干预私权应遵循的程序要求和补偿条件,为森林资源用途管制的核心构造奠定制度基础:应赋予森林资源权利主体对公益林区划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听证权、退出权及区划错误时的救济权;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在确保公众生态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森林资源权利主体的经济利益。

资源环境管制与金属污染问题关系的探究

环境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尤其是资源环境方面,而金属污染就是金属资源开发不当而导致的。目前,我国工业的不断发展导致对金属资源的需求逐年提高,人们对有色金属的不合理开采造成了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是指重金属或者是其化合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金属污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种工业的生产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需要相关环境部门加强资源环境管制。因此,本文首先阐述金属污染物的相关性质及危害,然后分析当下资源环境管制的现状,最后梳理了资源环境管制与金属污染问题的关系。

西藏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增多,西藏自治区遗传材料、遗传资源被不当滥用或剽窃行为显著增加。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的侵害,也不利于维护遗传材料、遗传资源提供者权益。我国应通过积极实施自愿性指南和示范性合同、创设中央或地方层面遗传资源获取管制专门立法和创设遗传资源获取监管机构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稀土管制的政治与法律分析

稀土作为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牵动着各国的神经。对中国稀土资源的长期习惯性依赖使美日等国对中国稀土出口的管制变得躁动不安。一方面，这些稀土进口大国迅速调整本国的稀土战略，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国际组织等不断向中国施压。然而，中国的稀土控制政策有其自身的政治经济考虑，更不是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无视。本文通过阐述稀土资源的全球分布、生产、消费状况，从政治学和贸易规范的角度来探析中国管制稀土政策的正当性及其应对策略的适合性。

资源环境管制与我国造纸工业竞争力

由于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和造纸工业环境污染的溢出性,造纸工业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环境的问题。我国政府采取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对造纸工业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约束,以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资源环境管制制度对于我国造纸工业节约合理使用原材料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质量、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造纸工业的竞争力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产业集中度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影响——以乳制品为考察对象

乳制品产业在演化过程中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声誉的共用与私用性。较低产业集中度让声誉具有较强共用性,"搭便车"动机是诱发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原因之一。产业集中度提升会让声誉表现出较强私用性,这有利于激励企业为维护声誉而提升乳制品质量安全;与此同时,产业集中度提升让企业有更大赢利空间,企业绩效得到改善,为企业提高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创造条件。而乳制品产业集中度偏低与政府管制资源错配相关,也降低了管制效率。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鼓励乳制品产业提高集中度,以及政府管制资源配置随产业集中度变化而动态调整,是乳制品质量安全不断改善的重要前提。

绿色发展视角下福州自贸区建设的思考

文章在阐述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绿色发展视野下福州自贸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山地丘陵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识别与管制方法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是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工具,严守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思维对于重建系统完备、生态盈余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胶东半岛典型山地丘陵区——栖霞市为例,应用数据密集型知识挖掘,集成地理信息方法与模型,基于栅格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两方面精准识别生态源地,利用地形位指数修正基本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自然资源分区管制。结果表明:栖霞市生态源地面积为627.80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31.14%,集中分布在中东、中南和西北部,且超过一半源地为林地;关键、优化生态廊道各237.19 km、83.90 km,大多由林地组成,主要分布在中东、西北和西南部,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条件建设区和优先建设区,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制提供方法保障。

对物种资源检验检疫3个相关问题的浅见

物种资源检验检疫工作面临很多挑战。本文分析、探讨了生物物种资源与物种管制、物种资源监管和物种检疫鉴定,物种资源监管模式与现场查验等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以水定绿”的内涵、实践探索和实施路径

以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为前提,从理念、治理、技术三个维度阐释了“以水定绿”的内涵,并结合我国国情水情,分析了“以水定绿”的空间属性。在梳理近年来我国“以水定绿”初步实践的基础上,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未细化水资源承载能力约束、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需进一步优化、绿化规划水资源论证缺乏必要实施细则、对项目层面生态修复用水监管制度不健全四个方面,分析了有效开展“以水定绿”面临的挑战,提出理清水资源刚性约束下生态用水控制指标体系、构建绿化规划和项目水资源论证体系、政府和市场机制协同推进非常规水源生态绿化应用、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推动“以水定绿”的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