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针对苏州市水资源短缺及供需矛盾的严峻问题,为缓解苏州市水资源压力,促进城市综合发展,从多方面对苏州市发展现状进行系统耦合协调分析。【方法】以苏州市域范围为研究区域,基于2008—2020年各区(县、市)的面板数据,选取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4个维度的27个指标,在AHP-熵权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构建了苏州市各区(县、市)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并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用水压力与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度之间的PVAR模型,分析了用水压力与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之间的关系。【结果】结果显示:5个地区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多数为发展提升阶段,苏州市区发展最好,其次为昆山市;5个地区整体上均已进入协调阶段,但没有出现优质协调,张家港市协调性最差;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增长与用水压力增长呈相互影响的负向抑制动态关系。【结论】结果表明:苏州市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综合发展能力及协调水平仍有发展空间,从用水压力与耦合协调的相互影响关系入手,苏州市可以加大再生水利用,从而缓解城市用水压力,进一步推动水资源-经济-环境-再生水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京津冀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动态评价

文章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4年的数据构建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隶属度函数等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系统间的协调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森林资源、环境发展相对滞后。各系统间的协调度呈波浪型发展,森林资源-经济系统均值处于濒临失调水平;经济-环境系统均值处于勉强协调水平;森林资源-环境系统在初级协调阶段;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整体平均协调发展水平在濒临失调至勉强协调的过渡阶段。因此,京津冀经济发展与森林资源、环境逐步趋于协调。

矿区资源-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

以实现矿区可持续性为目的,运用系统动力学(SD)原理,综合考虑矿区资源、经济和环境3个方面,建立矿区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为进一步建立矿区资源-经济-环境复合系统(MEECS)可持续发展预警系统做准备。

福建省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动态分析

选取2007—2017年福建省森林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方面数据,构建福建省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协调度模型测算福建省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2007—2017年福建省环境同经济的发展水平位于中度协调阶段;森林资源同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环境系统的影响与反馈较显著;森林资源-经济-环境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正“U”型,三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福建省今后发展生态经济应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时空耦合分析

[目的]探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及发展水平状况,阐明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方法]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的自然、经济及人文数据,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与熵权法(EW)确定综合权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定量分析了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演变状况,探析其发展规律。[结果](1)3个时段内,研究区人口在县域尺度呈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呈现西部低人口密度聚集和中部高人口密度聚集态势且常年稳定;(2)2010—2020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综合发展水平有微弱提升,严重失调的协调类型逐渐消除,濒临失调占比46.94%成为最主要的协调类型;(3)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分布不均,其中2020年人口-经济综合耦合协调指数最低为0.4543,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布与三系统协调评价结果吻合度是两两耦合协调评价中最高的,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结果影响最大;(4)在主体功能区划实施前后,国家重点开发区两两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显著,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且有倒退趋势,省级重点开发区长期稳定可控;(5)研究区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协调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结论]高耦合协调性主要依赖于人口对市县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重点开发区的有效实施必须抓好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人口和经济协调是未来优化主体功能区的重点方向。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青海省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特征

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协同演进,对3个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为探究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特征,以青海省为研究对象,构建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及灰色关联模型对2000—2020年青海省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青海省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大趋势;(2)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度处于融合高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过渡的阶段;(3)在3个子系统中,水资源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对青海省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影响较大,环境子系统次之,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小。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研究——基于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广东、贵州及我国其他地区的多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跨区排污权交易与区内排污权交易对地区经济及部门产出的差异性影响;同时,模拟了行政干预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污染控制政策对高能耗生产部门污染减排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区域内排污权交易,跨区排污权交易对于缓解减排约束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促进高能耗部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基于“废钢回收”的中国钢铁产业链资源-经济-环境动态耦合

为推动循环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评估钢铁产业链"资源-经济-环境"耦合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评估和能值核算构建了耦合系统模型,从产品、企业、行业层面分析了中国钢铁产业链耦合机制,结合废钢回收率讨论并识别了影响各层面主体耦合的关键驱动政策,以期为行业管理者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中国钢铁产业链主体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差异,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规律;(2)资源-经济-环境系统中影响产业链耦合的主导因素是资源-经济维度;(3)随着废钢回收率的显著提高,"去产能""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政策可对钢铁产业链不同类别主体的耦合产生积极影响。为提高中国钢铁产业链韧性及抗风险能力,本研究从多类别主体角度为产业链综合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河北省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再生水利用视角

再生水是传统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开发利用再生水可以缓解河北省水资源短缺和供需矛盾.基于再生水利用视角研究河北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构建了再生水-经济社会-传统水资源-环境(RET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RETE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了RETE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北省再生水、经济社会、传统水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RETE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并且除保定、沧州和衡水濒临失调外,其他城市均处于耦合协调阶段;此外,RET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城镇化率、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

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评价——以民勤地区为例

在分析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特征的基础上,以民勤地区为例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用协调发展程度计算模型,采用灰色系统方法对该地区过去及未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计算并预测。结果表明,民勤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其未来10a协调发展程度呈下滑态势;从发展能力、协调能力、可持续能力三方面采取措施后,对主要影响因子重新预测后其协调发展程度呈上升趋势,最后提出民勤地区协调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浙江省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性的定量测评

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是衡量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对浙江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协调系数测度模型分析浙江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浙江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系数呈现"V"型;海洋经济-资源系统的协调系数基本高于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系数,且呈现波动性;浙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最后,提出有利于浙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探析(Ⅱ)——协调发展定量评价

根据海南省1998～2009年经济、资源与环境数据,建立了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计量模型,对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协调状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一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协调系数波动较大;不同年份,不同系统间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海南省一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发展匹配受外界影响大,三系统间的协调系数较高,大部分均超过0.9,这可能与海南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特殊的产业结构以及生态环境基础有关。

我国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对于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应用到钢铁行业,首先构建资源-环境-经济(REE)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加权TOPSIS法计算中国钢铁行业2000~2018年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评价值,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对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值呈现平稳-上升-平稳的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过渡,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

江苏省森林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

阐述了江苏省森林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FEES)可持续发展的原理,分析了江苏省FEES的基本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应用改进的解释结构建模方法(ISM)建立江苏省FEES的结构模型,使得FEES各要素之间的层次更为分明。

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探析(Ⅰ)——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海南省1998～2009年经济、环境、资源系统的数据,分析海南省的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期实现三大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结果表明,经济和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综合发展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资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海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压力不断增大。

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引入三角图分析方法,从经济(E)、社会(S)和资源环境(R)3个方面构建城市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ESR)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研究武汉城市圈ESR系统脆弱性的空间特征及分类.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ESR复合系统脆弱性水平较高,属于中高级别,且空间分异明显.2从武汉城市圈各子系统看,经济子系统武汉市一城最优,形成由低脆弱性、中等脆弱性、较高脆弱性和高脆弱性组成的4个板块;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整体较差,黄冈市高脆弱性尤其突出;资源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在空间上呈核心-边缘结构,敏感性和系统脆弱性相关性较高.3武汉城市圈脆弱性类型可分为资源环境子系统脆弱型、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脆弱型、经济社会子系统脆弱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均衡脆弱型、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脆弱型5种.

黄河流域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是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给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参考,构建了黄河流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4—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黄河水资源公报》、黄河流域各省区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采用极差变化法、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流域资源、环境、经济3个子系统及其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设定不同发展情景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值逐年增大,其中资源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最大、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次之、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最小。②黄河流域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于2011年实现了由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良好过渡,但目前耦合协调水平仍然很低,各子系统间发展不协调尤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突出。③从设定情景的预测结果来看,以2017年资源、环境、经济3个子系统综合评价值0.311、0.109、0.259为基准,若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提升0.2同时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提升0.1,则可使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达到勉强协调状态;若资源、环境、经济3个子系统综合评价值均达到0.650,则可达到良好协调的较高质量发展状态。④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环境、经济这2个子系统综合评价值较小的问题,弥补耦合协调发展的短板,环境子系统应重点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提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产量,经济子系统应着重提升第一产业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