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规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基于表外融资结构的实证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指标,着重关注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含表内融资和表外融资。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表外融资增速较快,同时出现了金融乱象,为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对刚性支付、多层嵌套等方式提出了全面有效的监管措施,但也对金融机构的表外融资业务发展产生了影响。通过对资管新规实行后对表外融资及社会融资规模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管新规出台前后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不同,而银行承兑汇票对社会融资规模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表外融资规模的持续减少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金融强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运营正面临着各种挑战,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为突出。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资管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资管新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探究企业在金融强监管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经济后果检验显示,资管新规主要增加了企业的被动风险承担,加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经调节效应分析得到,企业通过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政府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可以缓解在资管新规出台背景下企业风险承担提高而带来的生产经营压力。

金融强监管的创新抑制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影子银行所带来的问题受到重大关注,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的趋势导致了近年来实体经济的下滑。作为资管行业的首个统一监管政策,资管新规致力于有效化解中国影子银行风险,高金融化实体企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以2016—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实体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主要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管理层风险预期这两个渠道抑制高金融化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非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有金融背景的金融化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提供了资管新规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微观经验证据,启发政策制定者在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时也需要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激励。

金融强监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强化金融监管、引导金融资源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路径。基于“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可以研究金融强监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提升,表明加强金融监管能够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机制分析表明,对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强监管能有效发挥替代效应和融资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强监管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逐利型、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监管有效观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还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驱动因素,对于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资管新规抑制影子银行规模扩张的政策效应

抑制影子银行扩张和金融“脱实向虚”,引导资金流向实体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选取2013-2022年42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选取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中介变量,验证资管新规出台产生的政策效应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其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就商业银行类型而言,资管新规产生的政策效应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抑制效果较为显著。对商业银行提出加强影子银行业务得监管以及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等政策建议。

资管新规是否降低了银行风险——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商业银行微观视角,利用2014-2020年中国143家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管新规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机制检验表明,资管新规通过提升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及增强银行盈利能力,进而降低银行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的实施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非国有银行的风险。因此,应继续坚持资管新规对银行的有序规范、提升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及增强银行盈利能力。

资管新规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选取资管新规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其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显著提高了公司商业信用供给规模。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生产规模扩大及研发投入增加是资管新规影响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横截面差异研究显示,对于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较低、市场地位较低、生产耐用品的公司,资管新规对其商业信用供给的提升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提供较多商业信用的公司,能够收获更高的市场份额增长率,自身产品市场表现更好。研究结论对于理解金融监管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有序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以及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金融监管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治理——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保持国有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以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5—2021年沪深A股市场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民营企业而言,资管新规实施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降低金融化水平,减少银行借款,进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业以及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明显,而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却削弱了资管新规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会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进而提高实体投资水平和每股经济增加值。上述研究结果不但为治理国有企业高杠杆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对加强金融监管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资管新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激励效应之谜

资管新规作为资管行业首个统一的强监管政策,对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直接产生限制作用,但是对于实体企业创新的最终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广义DID模型可以厘清和验证资管新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影子银行化程度较高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显著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资管新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更为显著。其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资管新规会通过抑制企业的“投资替代”效应和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成为“实体中介”两条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强化金融监管,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势在必行。在推行金融强监管措施时,要尽量避免“一刀切”模式,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的投资业务,拓展中小企业等融资劣势企业的创新融资渠道,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实施后,前期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越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的市场地位削弱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而较多的银行信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却能增强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主要促进了一年以内和对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促进商业信用供给助力企业实现主业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资管新规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资管新规下信托公司如何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资管新规的出台对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文探讨资管新规下信托公司如何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通过建立专职合规团队、强化新规下内控培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评估内控流程以及加强内控文化建设,信托公司可提升内部控制水平,适应新规要求。同时,信托公司还应适当加大信息技术安全投入力度,防止信息遭受内部泄露和外部攻击。通过采取这些策略,信托公司可增加内部控制有效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管新规下城商行开展理财代销业务的思考

理财公司是银行理财回归资管的必然选择,逐步成为财富管理行业优质产品供应主体,商业银行更多的将成为理财产品代销机构。文章介绍了理财市场发展现状,指出城商行自营理财业务面临的困境,总结城商行开展理财代销业务具有的优势,从尽早布局理财代销业务、搭建科学的产品筛选体系、建立严格的风险隔离制度、完善全流程销售管理体系、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积极开展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资管新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尤其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为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贯彻创新发展战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企业创新活动常面临周期长、成本高、产出不确定等挑战,导致资金风险加大,融资约束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为防范金融风险、遏制经济脱实向虚,2018年发布的资管新规大幅限制了影子银行业务,其影响必将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深入研究资管新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资管新规的出台,以产权性质差异为基础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金融监管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与效率,此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显示,融资约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资管新规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推动企业创新投入与效率提升。本研究不仅深化了金融监管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资管新规对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政策效应

党的二十大中明确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2018年4月2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资管新规),新规要求打破刚性兑付、去除多层嵌套、禁止资金池业务、禁止期限错配以及去通道业务等,提高了影子银行进行金融活动的门槛。本文选取2013-2022年39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通过DID模型验证资管新规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资管新规的实施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来降低影子银行的规模;异质性表明资管新规对东部地区和高杠杆率的商业银行的抑制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资管新规背景下银行理财破净分析

银行理财在资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实施的第一年。资管新规的实施为银行理财开启了全面净值化转型,发展前景十分良好。然而,因各种因素的叠加,使银行理财发生了两次破净潮。本文首先阐述银行理财的发展现状、理财主要投向及投资理财收益保持稳健情况;其次,分析破净的原因;最后,总结从破净潮中得出的启示,加强投资者教育、做好适当性管理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资管新规背景下的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特征事实、风险演变与潜在影响

作为资产管理行业首个统一监管政策,资管新规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特征事实分析,对资管新规背景下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资管新规颁布后,中国影子银行的扩张态势得到有效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降低。但是,由于资管新规没有彻底打通融资渠道,加之利率市场化程度无法满足投资者需求,以及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原因,影子银行风险并没有被彻底化解,而是存在风险演变。这些新的风险点可能会推高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资管新规虽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但其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局限于只“堵”不“疏”,未来还需要更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加以配合。

资管新规、企业金融化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资管新规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可以促进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表明强化金融监管能够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韧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对高管不过度自信的企业,以及政府创新补贴强度较高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更显著。此外,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金融资产的反向挤出效应和对经营风险的规避效应。通过这些机制,可促进企业聚焦主营业务、严控经营风险,为创新研发提供稳固的基础条件。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促进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厘清《资管新规》对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将《资管新规》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利用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数据,分析了《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资管新规》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并抑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借助非金融企业实现“监管套利”的行为以及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对国有企业、金融套利企业、影子银行发展活跃地区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未来进一步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协同有效的理财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金融强监管的就业促进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资管新规是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以资管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显著提高了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增长率,表明金融强监管促进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资管新规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的重要影响路径。横截面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以及银企关系较好的企业。为金融强监管的就业促进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经验证据,也为释放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资管新规过渡期内潜在外部性影响研究——基于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影响角度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8年4月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资管新规》的颁布对社会融资体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从企业融资角度着手研究《资管新规》出台前后,影子银行的变化对企业融资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资管新规》的颁布会导致影子银行规模受限并萎缩,企业这一借短续长的方式不可持续,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降低短期债务占比;二是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更容易面临较大的资金约束和成本压力;三是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都提高,短期债务占比提高;四是《资管新规》的出台增加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水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压力相对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