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视域下清代赈捐事业的历史走向

皇权专制的王朝时代,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意愿和能力,而且与国家力量的盛衰及皇权态度的变化关联甚密。清代赈捐历史充分展现了皇权与民意之间、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互动态势,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捐赈主体在表达忠、义伦理过程中争取生存空间的复杂面向。百废待兴的清朝初年,清廷极力通过劝捐办法调动非官方资源以弥补官赈之不足。国库充裕的乾隆朝,非官方力量在补充官赈方面的必要性大大减弱,赈捐活动中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反而被一再强调,乾隆帝试图借此强化各阶层赈捐行为中的国家认同。嘉道以降,随着国家财力的衰退,清廷转向社会求助,非官方力量日益广泛地参与到救灾事业之中。晚清义赈的崛起则表明,王朝衰微之际的统治者已经有意将一部分“惠民之权”让渡给社会,以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救灾事业的社会化进程。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救灾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海关附加赈捐政策的发展演变

20世纪20年代初华北爆发严重旱灾,为筹集救济金,中国政府向北京外交团提出加征海关赈捐以抵押借款的方案。各国驻华使节意见虽有分歧,然综合考量商业利益、对华关系及人道因素,在提出诸多附带条件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此后,这一模式也应用于南方各省的救灾活动。在具体实施方面,由于中外双方在赈捐监管、分配、加征对象及时限等问题上多有龃龉,再加上外商群体的抵制态度,赈捐加征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列强在经济政策上的有限让步与对赈灾事务的强势干预并行不悖,是其一战后对华协调外交特征的体现。

晚清的赈捐制度

赈捐制度在晚清救灾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晚清赈捐开办异常频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清政府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清赈捐加速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下移,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救灾财政压力,也使吏治愈加腐败。

捐廉助赈与清代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以《抚豫恤灾录》为中心的考察

乾嘉之际社会经济衰微,天人观念下的官赈独尊陷入困境,统治者对捐廉助赈犹疑不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发生受灾七十余州县的大旱灾,民变继之,合省各级官员两次捐廉助赈得到皇帝默许与支持,并在以后作为各地官员捐廉助赈的成案,推广至全国,渐趋常态化。这一转变肯认了捐廉助赈的作用,开启了清代中期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传统荒政的近代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明代治颍名宦捐赈行为的价值特征

明代治颍名宦的捐赈行为,特指颍州名宦在任中通过自捐资财、俸禄以及倡捐、集捐人力、物力、财力以实施赈灾、赈济,从而造福于颍地的行为。它是官赈之外很难得的善举和德行,具有关爱于人、祛苦与乐的人道主义价值特征;以人的生存利益为主题的人本主义价值特征和建造人的精神品质环境的人文主义价值特征。明代治颍名宦捐赈行为的这些基本价值特征,对于当下倡导的"善政体系"的建设,是一种可资参鉴的政治文化资源。

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义民义官与明代的乡村捐赈

明代的乡村捐赈取得了相当成就,这并非仅靠国家权力强制所能达成,也依赖于动员捐赈的义民、义官事例能够契合地方实态,满足民众既有的道德期待、家族观念与利益诉求。在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推动下,明代国家权力对于“义”观念的价值表达与道德阐释的权威逐渐减弱,从乡村社会中获取赈济资源的方式发生了从藉助道德认同向强调利益分享的转变。乡村民众通过参与捐赈,实现了与不同层级政治权力间的互动,达到了践履道德观念、保障家族生存与发展、争取个人政治身份、分享治理权力、扩大经济利益等多重目的。

康熙四十三年山东荒政与捐纳

康熙四十二年(1703),山东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水灾,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水旱灾情接连而至,引起了山东各地饥荒,社会动荡不安。康熙帝南巡亲见黎民受灾惨象,即刻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山东捐纳事例便是康熙年间较为典型的赈捐事例之一,但后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清代集体贪腐第一大案“捐监冒赈案”检视

官吏贪腐问题一直是困扰古今中外各种政治体制的一大难题。本文选取清代乾隆时期发生在甘肃的"捐监冒赈案"进行检视,结合相关史料,力图归纳案情特点,展现查处力度,分析相关法律规定及其适用情况,揭示体制弊端,也给国家当下的反腐肃贪工作以启示与镜鉴。

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捐赈——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救灾度荒历来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捐赈是民间捐助国家进行赈灾的一种主要手段。本文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的一次灾荒后捐赈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捐赈组织、实施及成效,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他们为何支持捐赈。

旌表义民与明代的乡村治理

明朝在英宗年间动员捐赈、旌表义民,渡过了明朝建立以来最大的粮储与赈济危机。这一措施,发掘、扶植了乡村社会的内在权威,试图以义德为中心重建乡村秩序,在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农业区获得了普遍响应。旌表义民强化了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政治道德联系,表明在掌控政与法的威势下,实现善(有道德)的乡村生活,是明代国家维持稳定的重要根基。

龙泉廊桥碑刻文物简述

龙泉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境内河溪众多,需要建造廊桥,来方便人们、物品进出。龙泉共有廊桥70多座,其中国保4座,省保10座。大多数廊桥都有桥碑作为修桥的记录。其中具有时期代表性的有如下5块桥碑。地处龙泉市八都镇的燕诒桥（见图1）有两块清代桥碑,其中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龙泉知县陈海梅撰书的碑文内容如下（见图2）：甲辰之夏,蛟涨成灾。予方皇皇然,议捐赈,议平粜,以绅董佐理。

乾隆年间甘肃捐监冒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三月，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内部老教（华寺门宦）和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矛盾深化，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领兵前去弹压，激起哲赫忍邪门宦民众的义愤，他们在阿訇苏四十三的率领下杀死了杨士玑等官兵。官府将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捕至兰州，另一首领周阿訇捕入河州。苏四十三率领起义的穆斯林，攻下河州，救出周阿訇，直逼兰州营救马明心，布政使王廷赞杀死马明心，义军攻城愈急。乾隆帝一气之下，撤了勒尔谨陕甘总督之职。任命和坤前去督战失利，又命阿桂率四千兵征讨。

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

嘉庆年间成书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一部包含着救荒和诗集两个主题的文献。而要准确把握该书的历史定位和存在价值,则不能分别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加以探讨,唯有深入挖掘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此外,解读该书的方式还表明,尊重文献作为文本的内在属性,探究文本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及其实践逻辑,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

上海府县旧志视野下的疫情认知与应对

分析上海府县旧志涉疫资料,发现前人对疫情的观察主要体现在风俗和谚语中,对疫情的认识既有客观总结疫情发生、传播特点者,也有臆想和迷信成分,需要辩证看待。旧志所载应对疫情的举措主要有3类:一是医疗,包括一线的直接救治、从救治中形成的治疫专著以及近代形成的专门医疗机构;二是捐赈,包括政府组织的赈灾活动、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达个人捐助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救济;三是祈祷,源于认识上的臆想和迷信,但也有开明人士对这些言行加以批判:前人的认识水平和应对举措,对今人仍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尤其在医疗防疫、捐赈抗疫方面,值得今人学习探索.

感仁兴义、树立风声:明代正统年间义民形象的塑造

明代正统年间开始推行'义民旌表'事例,激励富民捐赈,并逐渐成为本朝稳定的劝分政策。该事例自正统至万历年间屡屡举行,州县中因此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官授'义民'。其中正统年间的义民形象尤以'感仁兴义'著称,成为后世劝分者追慕推崇的榜样。这既是以官府为主导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刻意引导的结果,又体现了义民群体主动争取、以确立有利自身及其家族形象的持续努力。义民形象的塑造过程也体现出明前期社会中官民互动、义利交织的复杂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