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

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

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

报刊成为民国时期辞赋创作活动的重要载体,反映了赋在文学现代化语境下的自我调适和变革。其中,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较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赋体的抒写题材与体式特征,彰显了新式文学教育背景下民国师生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展现了他们别具时代特色的家国情怀与生活意趣,是古典辞赋在近代的余响。从传承流变角度梳理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概貌,展示出特定时代的创作特征。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杜甫与李白赋作的创作动机探析

唐代最著名的两位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在以诗歌名世的同时,也都有赋作传世。他们的赋作思想情感差异很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写赋,也就是创作的动机不同。而这种动机的差别与李杜人生的不同直接相关。

张衡赋作中的汉代信仰、礼仪民俗

作为东汉中叶一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张衡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卓越的地位。其诗文，风骚并举，气韵俱佳，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或铺采搞文，彰显才学；或优柔婉丽，情意缠绵，其创作具有鲜明的雅文学特色。

林联桂及其赋作赋话考论

清嘉庆道光间文人林联桂,诗文词赋众体兼具而著述丰富;其赋作紧贴朝廷政治而有示才求进之用;所撰《见星庐赋话》既有对陆葇《历朝赋格》的承袭,又有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评清代律赋的己见新意;林联桂在清代赋学史上颇具地位和影响。

姚华赋论及其赋作研究

近代黔籍学者姚华不以辞赋著名,然其赋论与赋作颇值得今人关注。姚华赋论以文体为本位,体现出姚华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姚华赋作则彰显其精深通达的书画理论,传达作者诗、书、画相结合的艺术见解,折射出清末民初书画艺术家的矛盾与彷徨的心态。姚华赋为后人解读清末民初艺术人士特殊心态提供了一个具象参考。

西汉蜀郡赋家赋作考

西汉时期,蜀郡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赋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赋家的赋作遗佚较多。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赋家一些赋作的真伪、内容、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

全国农业农村人才工作会议在云南召开 韩长赋作重要批示 曾一春作重要讲话

4月22日，农业部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全国农业农村人才工作会议、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批示强调，全国农业系统要坚持科教兴农、人才强农，培育愿种地、会种地、种好地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打造领前沿、善创新、出成果的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有能力、会服务、能吃苦的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农业人才素质，推进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扬雄赋作的生命意识

扬雄的赋作在中国赋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汉大赋有所继承和发展,同时影响着东汉抒情小赋的产生,这与其独特而深刻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扬雄的个人经历和教育历程使他的生命意识具有儒道融合的特点,进而反映在他的辞赋创作中:渴求建功立业和期待"不朽",由生不逢时引发感叹以及追求自我的超脱。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贾谊的赋作与《新书》的版本

贾谊赋作的流传与《新书》关系怎样,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贾谊《新书》正文含有其赋作,陈氏所见本已失传,它对后世版本有什么影响,笔者在此试图加以分析。

朝鲜文人许筠赋作论析——兼论与中国赋体文学之关联

朝鲜文人许筠《惺所覆瓿稿》卷三共收有9篇赋,赋作通过直抒胸臆,虚幻式的梦幻神游,写实性的纪游征行、寄情景物,怀古伤今及友情酬唱的方式表达了他遭受贬谪、感士不遇的骚怨精神,并且通过自身的遭遇与经历,写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独特的感受与把握,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其辞赋还表现出鲜明的崇情色彩和载道思想,这既与他在接受中国传统诗论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性情观"和"载道观"这一内因有关,也与中国明代前后七子辞赋复古这一外因有关。另外,许筠善于从中国辞赋中汲取众家之长,自成一家,其赋作在朝鲜赋坛上独树一帜。

民国期刊赋作文献述略

民国赋是当前赋学研究尚未垦荒的主要领域,其整理与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民国赋整理与研究严重匮乏。民国赋仍然散落在个人别集、民国报纸杂志、民国地方志等资料中,尚未加以搜集汇总。我们对民国期刊登载的赋作进行了初步整理,对登载赋作五篇以上的期刊加以初步梳理,以期进一步拓展赋学研究新领域。

朝鲜文人李钰赋作简论

朝鲜后期文人李钰乃李朝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代表人物,有《锦小赋》《锦赋草》,共赋18篇。其赋作远承屈原精神,反映了感士不遇的骚怨,近师明清性灵一派,表现崇尚真情的色彩。此外,李钰也善于就地取材,多用俚语,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朝鲜文坛上独树一帜。

论《西游记》中赋作之文体特征及其功能

《西游记》中的赋作,从其掺入方式来看,以“但见”领起式为主,明显受到民间说话艺术及话本小说的影响;从文体特征来看,其具有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很少用典、略乏藻采、声律不严以及宛转相承的特点。《西游记》中的赋作,功能多样,除带给读者听觉享受之外,其还能调节叙事节奏,参与情节建构,塑造人物形象。不过,《西游记》掺入过多的赋作,对小说叙事的流畅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楚辞》创伤书写的时空建构及其对《文选》哀伤赋作的影响

《楚辞》作为创伤书写的经典文本,在哀伤之情的时空建构上,对《文选》哀伤赋作有重要影响。其一,从“仆悲马怀”到“音哀景悲”,实现空间广度的拓展;其二,从“朝夕”到“今昔”,进行时间跨度的延伸;其三,从“夜不能寐”与“精神幻象”到“梦中寄情”,达致心理时空的构筑。正是这三方面的承继和发展,才使哀伤之情的广度、长度、深度在一个更为远阔的时空之中得以舒展,也使抒情主体可以得到慰藉。

《小说新报》登载赋作考论

《小说新报》的历任主编有李定夷、包独、贡少芹、天台山农等,该杂志是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新报》上登载了25篇赋作,其所属栏目是谐薮、文苑、艺府、杂俎、谐著。其创作意图有些是为了稿酬、有些是舞弄文墨,更多的是希望借游戏之文起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作用。这些赋作者可考证的有东园、少芹、姚民哀、贼菌、诗隐。《小说新报》登载的这些赋作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对不良社会习俗的嘲讽、对不良政治生态的批判、对美好事物的赞颂、对人生遭遇的感叹及其他杂项。《小说新报》登载的赋作还与市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作形式方面有三个突出特点:模仿名作,多律体小赋,部分作品吸收方言入赋。对《小说新报》登载赋作的研究有助于拓展读者对民国赋的认识。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收录赋作原因研究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大量选录了传主的文章,本传所收录的文章可分为赋予文两类,其中赋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文的重点。司马迁选录相如赋作的原因主要包括文学美感、讽谏功用、无为思想、矛盾心理等四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并在传记中大量收录传主的文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