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凭借可观的数量、完备的体式、丰富的题材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北宋赋史的最佳研究范本。吕祖谦在选录赋家范围上的全面考虑,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衷态度,则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与纠偏。这种背离既受到了当时几度反复的诗赋与经义之争的影响,又是在宋代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身份密切相关。《宋文鉴》以选本形式开了辨别赋体的先河,无意之中影响了元、明两代古律赋之争的复古倾向;其在赋家、赋作选择上的别出心裁,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最后,它在呈现北宋赋坛整体面貌的同时,也建构了初具规模的北宋赋史。

从目录学的角度探论“不歌而诵谓之赋”——马积高先生《赋史》关于赋体论述的启示

对于《汉志》"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一说法,较为普遍的解释是指赋在传播形式上"不歌而诵"的特点。如马积高先生《赋史》认为这是关于赋体特征的"探本之论",指出"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但是,学界也有《汉志》此语之"赋"不是指赋体而是指"赋诗"的不同意见。本文从目录学的角度切入,即从《七略》《汉志》著录诗赋及其序论撰写体例方面进行探析,从而得出新的解释:(1)从诗、赋二体的著录而言,诗可歌可诵,赋则不歌而诵;(2)从《诗赋略序》及《七略》叙论撰写体例看,"不歌而诵"是界定赋体;(3)汉代诵读辞赋及汉赋创作的实际,是"不歌而诵谓之赋"观念形成的现实依据;(4)后代的解读已使"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本义由晦而显。总之,此说原意当是指赋具有"不歌而诵"的特点,而不是指所谓"赋诗"等。

金元赋史述略

金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借才异代"时期,"国朝文派"时期,国家危亡时期。第一时期留存的作品太少,不足以见其特色;第二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的创作蔚为大观;第三时期由于时代的激变,古赋的创作精彩纷呈。金朝的赋学传统来源于北宋,每一时期都有受宋赋的影响而创作的文赋。元赋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征服金宋时期的赋,恢复科举之前的赋,恢复科举之后的赋,元末的赋。第一时期多沿袭金后期的古赋;第二时期由于由宋入元的作家占据主流,所以律赋和文赋也影响了此期的创作,而且由于这些人多受宋末理学的影响,许多辞赋充斥着枯燥乏味的说教;第三时期、第四时期由于科举的恢复,元廷从政策上设定"古体",后两期的赋基本上是古赋的盛行了。

赋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马积高《赋史》评介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百花园里,赋是一个颇具民族特色、引人瞩目的品种。然而,关于赋的研究,近数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却曾一度受到冷遇,不仅撰写赋史付诸阙如,就是以论文形式对赋的内容和艺术进行系统探索的,也寥若晨星。湖南省船山学社顾问、湖南师范大学马积高先生在赋学研究尚被冷落的时代。

论谢灵运《山居赋》的艺术特征及其赋史意义

《山居赋》是谢灵运退居会稽始宁墅期间所作的山水大赋。其内容上借赋体状山水之美,写山居之乐,抒自适之情;体式上采用汉大赋结构,又为之自注;手法上写实与铺排兼备,而以写实为主。《山居赋》在艺术上的诸多创造代表了山水赋之极高成就,影响了古代山水诗的发展,引领了南北朝山水小品文,一赋而牵动山水赋、山水诗、山水文,其在赋史和山水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及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论傅毅《舞赋》对音乐美学理论的贡献——读《赋史》札记之二

傅毅的《舞赋》是我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第一篇专门描写舞蹈表演艺术的文学作品。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赞扬《舞赋》说:“其刻画形象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到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尝试”。这说明,这个时候。

萧统《文选》赋观二题——兼论《文选》对赋史之贡献

萧统与《文选》,十分重视“赋”。从《文选》所选的大量历代赋作中,可以清晰地至少综合出萧统的两大赋观。而且,萧统的这些赋观,对赋史的写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笔文心:《魏书》对北魏赋史的建构

作为纪传体史书,《魏书》在“以史存人”的同时,通过选录作家及作品,也起到了“文以人传”的作用,保存了许多北魏时期的赋作文本和赋学文献,成为后世搜辑和研究北魏赋的重要文献材料来源。《魏书》以全录其辞、截取片段、著录篇名的方式,采摭了22位赋家共27篇作品,并记载了部分赋作的存佚及流传情况,勾勒出北魏赋作的基本面貌。《魏书》着重选录具有致用意义,具备叙事功用和史料价值,抒发个人真实情志的赋作;同时注重载录有关赋作的批评话语,体现了北魏文人的赋学观及其发展演变状况,以“史”的意识,用史家笔法完成了对北魏赋创作基本面貌的建构。

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

刘歆遭外放、徙任五原太守以及创作《遂初赋》,应在哀帝建平二年、三年之间。其外放及徙任的最主要的原因乃哀帝政治立场的变化,后党得势后的打压,而非由于诸儒排挤。从《移书让太常博士》到《遂初赋》,写作时间相距虽短,时局语境却发生了巨大变化。《遂初赋》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学者在政治裹挟下的无奈与茫然。此赋无疑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两汉易代之际的学术环境及刘歆其人的重要史料。《遂初赋》作为纪行赋之首篇,偏重以赋记录个人的历史、时代的历史,可补《汉书》之缺。引史入赋,以赋写史,上承诗骚兴寄传统,下规汉赋咏怀新体,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赋体的厚重底蕴。综而言之,具有双重赋史价值。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断代赋论史的理论阐释与书写探索——评彭安湘博士《中古赋论研究》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中古赋论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海内外赋学研究者,不仅先后在＂辞赋通论＂、＂赋论史＂、＂魏晋南北朝赋史＂之类的著作中设专门章节论及中古赋论,并且还撰写了以中古赋论为论述对象的研究专著。然而,新近出版的彭安湘著《中古赋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却是一部无论从论述内容还是从论述形式上看都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可谓是当代中古赋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勤礼而颂”:宋初大礼献赋的体制新变与赋史意义

宋真宗将太宗强化政治秩序的礼乐治国实践推向新的阶段,借助迎天书、东封西祀、宣读天书等体系完备的礼制活动,主动参与并主导规范各类文学创作及审美范式,在"澶渊之盟"以后努力营造"礼乐明备,颂声洋溢"的太平治世局面。大礼献赋是宋初系列礼制活动程序中舆论性文本的突出代表,较之汉唐大赋有诸多新变:赋体功能从二元化的讽颂转向一元化的颂美,这体现了馆职文士献赋的职务性、制度化导向,更是向东汉"宣汉恢国"思想传统的复归;赋文从纲领性王言文本中汲取内涵旨意和表达构件,歌颂真宗功绩、渲染太平氛围,这映射了政治语境对文学表达的潜在制约;赋语系统与制诰王言具有同源化属性和同质化风格,形成典重温润、丽则兼备的新风。

廖化作先锋 何必逊大将——评马积高先生著《赋史》

一 什么是赋？ 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你也许会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你或许会说，赋不就是赋吗？它正如诗、词、曲一样为众所周知。但如果这人打破沙锅问到底，你大概也不免踌躇。于是你打开书本寻找答案，看到了这么几种回答：

从“诗史”到“赋史”:朝鲜文人赵彭年纪行赋的国事书写

《文选》的东传推动了朝鲜纪行赋的创作与发展,其中选录的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及这类赋作所树立的行程与历史相结合的书写范式成为朝鲜文人创作纪行赋的规范。文人赵彭年于“壬辰倭乱”期间创作的《龙湾述怀赋》和《南归赋》展现出鲜明的“赋史”意识与特征,在承袭中国纪行赋书写范式的同时又有所创变:叙事视角由追怀历史遗迹转变为记录国家时事。在倭寇入侵、国家危亡的特定历史语境下,赵彭年既浸染文坛纪实文风,又吸收杜甫“诗史”精神,其纪行赋的“赋史”叙事不仅记录了“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时事,还通过开拓叙事空间及强化叙事功能提升了纪行赋的艺术表现力。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20世纪末期中国赋学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至世纪末约2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赋学史上赋学研究的高峰期和多产期。这一时期,因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时代因素,赋学研究呈现出了学者不断涌现、成果丰硕喜人的景象,赋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开始和其他文体一样,被置于相当的地位,予以尽可能客观的研究,且这种研究是在传统赋学基础上展开进行的,因而更趋于科学化和理性化。

唐赋研究三十年述评(1978～2008)

近30年来,唐赋研究不仅在观念上得到了重视,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在赋学会议与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唐以后的赋尤其唐赋所占份量日益增多,这无疑标示着唐赋研究良好的势头。汉赋与唐诗研究的某些视角与手法可以成为唐赋研究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