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两浙盐场赋役制度的变革

明中后期,两浙盐场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正统年间,水乡灶课率先由征收实物盐改为征收折色银,这一做法后来逐渐推广,用于滨海灶课的征收。自成化末年起,半数水乡灶课银由水乡荡价银抵补,另一半的水乡灶课银由州县于秋粮带征。万历末年,部分灶课由按丁或户征收改为按荡征收,总催之役编佥的依据也随之发生了从按丁到照荡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这些改革的动力源自州县、盐场、盐场豪强、灶户等群体各式各样的利益博弈,但其中隐藏有技术难以适应财政税收需求的矛盾,也折射出明代赋役制度整体都具有的技术与需求之间不协调的一般性矛盾。

清前期里甲赋役改革——以湖南废甲编区为切入点的考察

清初,在亟需革除私派、足额征收的背景之下,湖南省内以湘乡、衡山为首的数县相继推行了循区编都、废甲编区的里甲赋役改革,摸索出建立在土地清丈册基础上更具地缘色彩的赋役区划,并在实际落实中通过清丈不断调整赋役秩序,使赋役区划日益实体化与政区化,对湖南地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衡山县改革最为彻底和成功,其打破了传统里甲赋役征派规制,制定并坚持就地编区、按田问人、粮不过区的原则。此外,湘乡、衡阳、祁阳、益阳的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均田均役的影响,经历了曲折的调试过程。受各县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和具体赋役实况的影响,清初湖南各县的赋役改革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展现了这一时期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

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古代赋税变革与地方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由于环境破坏和水利的长期荒怠,明代江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影响、冲击着脆弱的古代农业经济,嘉定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因此随之发生调整。这种变化使当地百姓对漕粮改折产生迫切需求,而强大的士绅关系网络与社会动员力量则成为嘉定折漕成功的重要因素。从米粮实物到白银货币,赋税形式的变革直接降低了缴纳成本,减轻了百姓负担,更深远地影响了嘉定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