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赋权性评估理论探析及其启示

赋权性评估理论是产生于美国的一种新型评估理论,代表着评估理论范式的转向。赋权性评估理论在继承传统评估理论注重项目改善的基础上更加关注项目成员及项目参与者自我评估能力建设。面对世界教育评估理论转向的契机,我国教育评估改革与发展需与时俱进,从转变调整传统教育评估观念、建立完善多元参与的评估机制、注意加强自我评估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积极适应世界教育的激烈挑战。

调适性赋权: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何以可能?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且游离于既定社区治理体系之外。如何缓解城市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群之间的治理张力是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回应的重要挑战。论文通过对S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基于调适性赋权逻辑,融合社区创建进程中的新制度及政策,增量叠加于户籍身份等旧制度之上。在组织化赋权、专业化赋能以及网络化互动三大机制支撑下,新旧制度互动实现了“为社区参与赋权”与“向户籍身份妥协”之间的制度均衡,从而推动形成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研究深化了流动的城市性认知,对探索社区韧性治理和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参考意义。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性困境、性权利与性赋权

以性生理学、性心理学和性社会学为视角,结合部分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当下所面临的性困境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生理、心理、家庭及社会问题,提出留守妇女性权利及性赋权的概念并界定其内涵,以及若干性赋权途径和方式,对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注女性性权利,采取措施实现和维护好留守妇女性权利,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圈图的(2,2)-可选性的证明

每一个图是(2,2)-可选的猜想迄今未被解决,为了推动(2,2)-可选猜想的证明,利用积和指数的方法证明了所有三圈图是(2,2)-可选的。

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中的相对人权益

安乐死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各国对安乐死问题在法律上大都十分谨慎,在荷兰首先使安乐死合法化后,我国安乐死的立法走向也开始被关注,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安乐死事件不断发生,对安乐死的立法更显迫切。本文拟对有关安乐死的诸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并从安乐死的相对人即医护人员和病患家属的权益角度出发探讨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

麦当娜女权主义:美国第三波女权主义百花园里的一支毒葩

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角度看,199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十年之一。在学术、媒体和大众视野中,一支"麦当娜女权主义"名噪一时。这支女权主义虽然内部在理论上各持己见,但是都含有4个重要的共识: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重提性别的生理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强调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认为性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回顾那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特瑞莎·艾伯特和西方一些带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学者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娜奥米·沃尔芙和卡米拉·帕格利亚的主要议题、论点、修辞策略和宏观理论框架的评析,对引起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涉及这4个层面的议题的反思具有重要价值。

从限权到赋权:面向未来的互联网贸易规则

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并促进互联网贸易的发展。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外生性、贸易对价的特殊性,以及多边贸易协定的局限性,互联网贸易需要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调整。在理论上,以消除电子贸易障碍和增强贸易商电子权利为导向,互联网贸易规则可分为确权性规则、限权性规则和赋权性规则。在实践中,升级互联网贸易规则的方法将从限权路径走向赋权路径。在推进"互联网+"战略的过程中,我国应避免对互联网贸易施加不必要的电子贸易障碍,并赋予贸易信息的自由流动权,以此推动全球互联网贸易自由地、有序地发展。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困境与制度应对——基于对“监护人同意”模式的反思

儿童权益保护制度设计始终面临着平衡"赋权与保护"的挑战。作为儿童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的核心,传统"监护人同意"模式存在固有的告知虚化、非理性决策、技术障碍、合规成本高昂等困境,在互联网语境下进一步加剧了包括"赋权与保护"在内的多方利益冲突。实践中需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为原则,进一步完善监护人同意模式,同时明确儿童赋权性规定和运营商责任。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实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若干启示。

公司法“规范错配”与公司章程自治法律风险

随着公司章程自治意识的增强,实践中的公司章程逐渐摆脱过去"照搬"公司法之旧习,个性化色彩愈见浓厚。近年来,实践中关涉公司章程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且"涉章案件"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疑难案件"甚至"悬案"。究其原委,我国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规范错配"问题乃是引发形形色色的"涉章纠纷"的关键性制度诱因。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设置失当、法律规范属性难辨以及要件缺失等问题,造成了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规范缝隙",增加了公司实施章程自治的法律风险,亦为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取消或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之思考——以助益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完善为视角

《民法总则》第2条"两个调整对象"的规定意在高度概括民法的任务,但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均无此内容。实证性分析民法的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民法的任务包括:确立性任务、赋权性任务、护权性任务三大方面,远非"两个调整对象"所能涵盖,比较法考察的结果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故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取消《民法总则》第2条的内容,使我国立法在民法的任务问题上持开放性态度,从而既避免因规定不全面或不准确所造成的立法缺漏,也使整个民法体系在该问题上能更有弹性地应因时代变化。如立法机关不考虑上述意见,则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使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民法的任务的概括尽可能既全面又精炼,具体修改建议如下:"民事法律确认民事主体的种类及法律地位,赋予与确认民事主体能够享有的民事权利的种类与内容及其客体,并规定民事权利的实现及保护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调整民事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

论我国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模式选择

在现代公司法中,累积投票制逐渐从强制性规则向任意性规则演变。我国公司法将累积投票制设为任意性规则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但是,将累积投票制设为赋权性规则是不妥当的,累积投票制应为缺省性规则。

基于改进可拓层次分析的停电影响综合评估

针对电力系统的停电影响综合评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可拓层次分析法(Improved Extens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EAHP)。首先,建立停电影响的指标体系以全面表征各次停电的影响程度。其次,根据历史停电数据与评估专家的经验,划分出停电严重程度等级,并运用可拓集理论计算停电事件的指标与等级隶属度。接着,利用可拓区间的形式构建判断矩阵以解决专家的主观赋权模糊性问题,并通过客观的专家权重分配方式对各个判断矩阵进行合并计算,从而实现停电影响的综合评估。最后,将所提方法用于实际停电事件评估,所得结果证明了其有效性。

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兼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的法律保护面临着"赋权与保护"和"个性化与平均年龄"两大困境。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解决以上困境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一定问题:严格的父母同意可能导致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平均年龄的简单二分法可能限制有能力儿童的网络活动。应以差异化的父母同意方式取代严格的父母同意,以一定年龄界限基础上的个性化评估取代平均年龄的单一规定。网络治理机构应加强数据周期内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协作与对话,不断寻求更好的儿童数据保护方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应合理借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美国的相关立法经验。

分类嵌入: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一个描述框架

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党社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塑造了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分类嵌入"体系格局。面对高度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组织,党对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采用了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路径,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形态,并带来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不同自主性状况。"分类嵌入"体系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变,但存在着动态变迁的动能。党的"赋权性嵌入"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性自主"代表着"党社关系"变迁发展的方向。

科创板应强制规定“定期日落条款”之证否及优化路径探析

科创板是否应强制规定期限型日落条款问题,相关研究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支持者尊重实证研究经验,发现永续存在的双层股权结构无疑会戕害公司利益;反对者尊重公司法的授权性品格,主张强制规定是一种武断管制,且难以确定条款的固定期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发现,科创板现行规定具备回应双层股权结构永续存在这一问题的规范适用路径是,以赋权性规范敦促上市公司的股东挖掘企业治理过程中表决权重新配置的工具,强调动态观察特别表决权股东是否持续向企业投入足够的独特人力资本。

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制度研究

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制度中的反对股东购买规则在实践中常被架空,这并非是因为该项规则未明确界定购买价格,而是其不应和优先购买权并存。现行相关制度叠床架屋,存在严重缺陷。制度的完善,可以采取优先购买权模式,也可以采取同意加他人购买模式。由于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不妨将两者均设置为赋权性规则,由公司选择适用。如果希望将其中一项设置为缺省性规则,则应同时将另一项设置为赋权性规则。这样做可以减少当事人议定新条款的缔约成本,减少缺省性规则的粘性,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司自治。

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所称强制性规定仅指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不仅应将其与私法上的赋权性规定、强行性规定区别开来,也应将其与倡导性、警示性规定以及让与禁止区分开来。基于法秩序统一原则,合同违反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原则上应认定无效,仅在例外情形下才能认定合同有效,司法解释不宜继续采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行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应根据民法典的具体规定进行认定。合同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仅在同时违背公序良俗时,才导致合同无效。在不法原因给付的场合,给付者依据《民法典》第157条请求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但行为未经处理的,应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或者将犯罪线索移送刑事侦查部门,以避免当事人因违法行为获利。

信托受托人对外责任的利益衡量与规范重塑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37条第1款,受托人在未违背管理职责或事务处理不当时所承担的对外责任类型尚不明确。以“合理信赖说”“连带清偿说”和“反向推导说”为代表的无限责任论难以自圆其说,体系解释路径遭遇梗阻。无论受托人对外责任作何设置,均要求从规范层面进行利益衡量,其中包含三个核心步骤:在宏观上锚定利益衡量的核心标准;在中观上明确利益表达的规则形式;在微观上运用利益衡量的具体公式。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建议受托人对外责任以信托目的为基础,确立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二分的规制逻辑;采用缺省性规则与赋权性规则组合的利益表达;并运用二阶利益衡量公式,完成对责任规则的形塑与修正。最终成型的受托人责任模式中,民事信托和慈善信托应以受托人无限责任为缺省性规则,以登记为条件的有限责任为赋权性规则;而商事信托则在信托组织化的基础上以受托人有限责任为缺省性规则,以自治性选入的无限责任为赋权性规则。

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对于2005年《公司法》中的公司担保规则的理解,均远未达成一致。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该法第16条第1款的属性、公司的内部行为(公司章程和内部机构决议)是否具有外部效力、能否构成诉讼中的请求权基础等。对于近年来公司担保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倾向于判定违背公司章程的担保有效,即便少数案件判处担保无效,担保人也要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这种偏重交易效率、追求司法便利的价值观,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滥权和机会主义心理,忽视了股东、雇员、其他债权人等多元法益的保护。分析表明,第16条第1款应当为赋权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条款,一旦公司担保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提升为法律规定,即具有推定公知的属性,担保权人须承担合理的审查义务,否则应承担不利之后果。公司担保属于处分公司资产的行为,法院须本着审慎保守之立场,方能倒逼担保权人细为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决议。一方面可以减少争端、降低讼累,另一方面则可渐次形成诚实守信与醇厚善良的商业文化,久而久之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进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