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须赋权社会

依法治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对权力的制度制约,也需要通过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社会制约。实现对权力的社会制约,则需赋权社会。目前,网络参与力量、非政府组织、企业家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应该成为进一步赋权的对象。

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及其对中国高质量社会建设的启示

在批判“社会性从属于经济增长”的扭曲发展中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用构成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对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进行具有“理论连贯性”的讨论。它把社会赋权看作社会质量的核心及发展社会质量的政策路径,强调社会赋权在改善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系统,引起并维持社会变化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发展集体认同、培育社会主体性,以促进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对我们开展以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本内容的高质量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

微传播对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权

微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传播形式,它对社会和国家进行着双向赋权。它对社会的赋权主要表现为增强社会公共意识、构造社会关系、重塑社会运动类型。微传播对社会的赋权有不均衡性。它对国家的赋权主要体现为:它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新工具、推进政治社会化的新手段、国家形象构建的新载体、推行国家统治霸权的新技术。

社会赋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赋权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赋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更重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从社会赋权看,社会流动与发展空间越大,人们的幸福感体验越积极;政治参与、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均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赋权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吗——基于多群体的调查分析

社会赋权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针对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高知型流动人口和城市户籍居民四类群体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赋权整体水平不高。他们的职业培训有所欠缺,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参与不足,与城市户籍居民有较大差异。社会赋权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高知型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强,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最弱。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动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组织参与和公益活动参与,为这一群体赋予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新市民。

中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向——基于社会共情赋权的视角

青少年阶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阵地。基于社会共情赋权视角,探究个体共情、情境理解、社会责任感、技能建构、青少年赋权五个核心要素在中学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为中学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奠定“知情行”与共的共情基础、打造文化交往与人际融通的共情情境、构筑社会责任共担的家-校-社共情场域、培养青少年全面共情能力、推进以主体性激发为指向的共情行动。

集体赋权视角下的情境叙事研究——基于D协会服务失独群体的案例分析

失独者常陷入焦虑、抑郁、自我封闭等不良情绪的困扰,以及怨恨、自责、无奈等心理痛苦的泥淖。然而,过往的专业服务因缺乏对情境结构的构建,导致难以深入,且效果不明显。D协会通过改变媒介设计,将失独者置于“受助—互助—助人”情境之中,改变了这一状况。研究发现,服务者组织失独者参与户外活动、互相帮扶、承担协会职责、开展助人活动等实践,拓展和延伸其社会交往圈、行动空间,获得自我价值感;通过组织失独者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化解误会,使其实现内在的自我赋权和外在的社会赋权。但由于这种赋权是高自发性、低专业化状态下实现的,仅靠组织者魅力型人格的动员和以消除失独者的心理困境为导向的服务,并不能完全化解其所面临养老的根本问题。为此,仍需要政府的利好政策切实落地,尤其是针对失独群体的养老服务,有更具操作化的方案。

困境器官捐献供者家庭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困境中的器官捐献供者家庭(以下简称“困境供者家庭”)面临的多重不利处境根据其生成路径的不同分为两类:因疾病(意外)和死亡而产生的不利处境,如经济困难、精神打击、心理危机、社会关系危机等;因捐献器官而带来的歧视、污名、边缘化等文化习俗和社会心理层面的不利处境。两类不利处境都隐含着社会排斥的特征。传统的器官获取组织协调−救助模式对困境供者家庭的救助侧重于经济和心理层面,提供即时、单次的补救型救助。医务社会工作赋权−援助模式则致力于向困境供者家庭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型的援助计划,通过向困境供者家庭赋权,帮助其获得对抗社会排斥、重建社会支持的能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质量概念起源于欧洲,它的提出旨在促进社会政策的改变,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自社会质量概念传入亚洲以来,亚洲学者进行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对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架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社会质量理论是研究社会发展模式的最新理论之一,国内学者对于社会质量理论进行引介的较多,对于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创新以及社区建设六个方面,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这个指标体系对深圳市和厦门市的社会质量状况进行了评估。

社会质量视域下“老漂族”生活现状探究——基于郑州市金水区H社区的实证分析

"老漂族"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社会流动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让老年人在异地有归属感,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不仅是子女的义务,而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运用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对郑州市金水区H社区的"老漂族"进行测量研究,发现"老漂族"整体生活质量不高,融入城市比较困难,自我身份认同感低。基于此,从制度创新、社会融合、社会赋权等角度提出了改善"老漂族"生活质量的对策。

社会发展质量诉求与我国社会政策价值导向——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回应

社会质量理论是近年来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为应对福利危机,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概念架构及其指标体系来分析和考察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影响其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质量理论以倡导社会和谐和社会建设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把握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所在。近年来,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提升社会发展质量,这与社会质量理论蕴含的社会发展理念正相契合。社会质量理论及其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四维度理念的提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深入思考社会建设问题,调整社会政策价值导向。

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政治参与——兼论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

"政治参与"的研究应仅仅关注自主参与和合法参与,还是承认、包容动员参与和非合法参与,这是该领域内学者的主要分歧之一。社会质量理论从五个方面完成了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容纳与超越"。运用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部分数据,将政治参与和社会质量同时作为外来的理论概念,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本土化问题,可以看出:不仅中国的政治参与状况异常复杂,西方的有关理论无法套用,而且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对此的测量也有力所不逮之处,有必要进行完善。

体育社团活动对城市居民社会质量的影响

利用2013—2014年间对山东烟台544位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的数据,考察参加体育社团活动对社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体育社团活动与社会质量各个维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能够增加城市居民的系统信任程度和公共责任感;有助于提高社会包容程度,能促进城市居民的群体融入和社会接纳,能够有效调节个人与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增加社会赋权程度,提高城市居民的主体能力感,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基于社会性别分析下的提高女性农民工群体就业适应度研究

当前,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政策缺乏足够的性别识别,农民工就业服务政策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错位,女性农民工本身的能力弱于男性农民工,因此女性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在禀赋、经济机会和能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只有积极采取包括培训政策、服务政策和干预政策在内的就业促进政策来干预和矫正,帮扶女性农民工就业,才能实现女性农民工公平就业。

社会质量理论:一个研究综述

社会质量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兴的理论,它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全面发展,主张以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来提升社会质量,倡导建立一个以公民权、民主、平等和社会团结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并提出了建立"可持续的福利社会"的目标。笔者主要从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背景、逻辑分析框架和衡量指标体系等方面,对该理论的发展做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以期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社会的社会凝聚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社会凝聚迎来新的挑战,社会凝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良性运行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通过对上海市、广东省、吉林省、河南省、云南省以及甘肃省的5212份调查数据,探讨影响中国居民社会凝聚水平的因子。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社会凝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时,社会地位、地区差异、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赋权均对居民的社会凝聚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潜在风险与化解防范——基于Y市Z区的案例研究

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化解智能化治理风险,要求以韧性驱动下的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为导向,兼顾技术理性嵌入和公共价值重塑。案例研究发现,以多元网格形塑治理结构、以部门协同再造治理流程、以精准防控抵御治理危机为路径,能够实现技术理性的有效嵌入,进而变革政府治理机制和服务流程,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以需求表达凝聚社会公共利益、以组织化参与打造社区邻里共同体、以居民满意度评估基层治理能力为路径,能够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重塑,进而催生实质性的社会参与,真正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研究表明,通过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的双重发力,方可构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均衡和功能互补机制,从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西方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借鉴价值探析

西方社会质量理论综合考量了社会发展的建构性因素、条件性因素与规范性因素,整全性地揭示了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凸显了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社会参与等非经济因素的功能与价值。在现时代背景下,借鉴西方社会质量理论,有助于推进和谐发展、内涵式发展、包容性发展等理念的生长,有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当前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找寻到相应的应对之策。

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的回响:媒介融合时代的电视时政新闻改革——基于对近年来央视《新闻联播》春节期间创新的分析

在中国语境下,"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是媒介融合时代社会文化领域的最重要后果,"技术赋权"使大众永远期待"形式"的不断更迭与刺激,"社会赋权"使大众走向"内容"上的两端——凌厉批判或软性暖融。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难点,中国电视时政新闻近年来因应这种媒介融合时代的生态,呈现出"小步快跑"的正向变化;特别是央视《新闻联播》在2011年改版之后的历年春节期间,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与"内容"的创新。通过对这些创新的梳理和总结,以考察传统主流媒体因应媒介融合时代"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而变的有益尝试。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