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的赋比兴论

本文在《诗经》学术史的背景上对明代郝敬独特的赋比兴论进行了解说和评论，并对其意义作了考察。

从赋比兴论曹植古诗

曹植五言古诗充分发挥赋之铺叙与排比的功能,以气运词,充满了感情。其比喻自然酣畅而层出不穷,情感灌注,比体诗成了其创作必不可少的选择。特别是工于发端,而且又与起兴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感发、暗示等多重作用。

赋比兴论

赋、比、兴，历来多数学者是将它们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或写作方法。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阐发了赋、比、兴是三种最基本的文学思维，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三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在短诗小令中往往能独立显现，而在长篇巨制中则常常是相互兼容。我国古代很早就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赋比兴”论，实在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延承接续与中西格义:论赋比兴和王国维词学

“格义”原出自魏晋时期的佛经释译,即“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词汇进行比附和解释,认为可以量度(格)经文正义”,中学与西学之间也存在着“双向格义”,王国维词学便包孕了“文学大同”与“中西格义”的冲突与涵容。《人间词话》部分术语、条目、内容的调整和删改实为王国维试图以“普遍主义”落点统合中学与西学而在两方互格过程中出现的龃龉或张力的表征。当“赋比兴”这一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进入王国维的词学体系时,必然受到新的评价标尺的影响,同时在融会“西学义谛”的意涵阐发、思想编织下带有了个体和时代的特色,不复本来面目。

赋比兴的发生与心理辨析

原始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是直言其事,在表现内容上是物我同一。随着理性精神的兴起,比得以诞生,原始语言由此分裂为赋与兴。赋放弃了物我同一的原始精神,承担起直言其事,直抒其情的责任,兴继承了原始思维的模式并使物我比附演化为审美认知与艺术表现方式。原始精神消亡后,兴的表现方式固化为写景+抒情的结构模式,审美认知则演化为含蓄深厚的美学品格。比是理性精神的产物,它通过对比物的相似点来认知与抒情,是理性时代的认知方式与艺术表现方式。比、兴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础,因此比中有兴,兴中有比。

论“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三者间具有普遍的结构性关联。本文探讨并阐发其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认为赋基于语言的毗连性组合，与转喻相通；比基于语言的相似性替代，与隐喻相通；

刘勰的“赋比兴”论及其承前启后意义

"赋比兴"是《周礼·大师》中作为"六诗"、《毛诗序》中作为"《诗》有六义"提出来的。首先对"赋比兴"同时作出解释的是郑玄,其后是刘熙、挚虞,但释义多出,莫衷一是。刘勰在继承前人阐释成果的基础上,辨彰然否,将"赋"解释为直接的"体物写志"之法,将"比"解释为"比喻",将"兴"解释为"起情"之法,并对"比"的本体与喻体的类别及"比兴"的异同作出了深入分析。刘勰此论奠定了后世"赋比兴"释义的基本走向,宋人李仲蒙将"赋"定义为"叙物以言情",朱熹将"比"解释为"以彼物比此物",将"兴"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成为关于"赋比兴"的最权威、最合理的解释。

从赋比兴到叙抒议——考察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角度

考察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有多种途径,可宏观视之,亦可中观、微观视之。从诗歌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和叙抒议二者关系的角度去看,应属此多种途径中的一种。尤其是以《诗经》作品为分析对象,既与赋比兴有悠久而直接的联系,又取得从源头审视的优越性和说服力。文章即尝试以实例论证赋作为叙述既可叙事,亦可叙情(即抒情),而比兴虽非直叙,却与写景、状物、叙事关系密切,赋比兴与叙抒议这两种对诗歌表现手法的概括,可以比较但不可简单对应,需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仔细判定,才能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

传统美学“赋比兴”与图像叙事中的语言构境--以《匠人·匠心》系列纪录片为例

在传统美学视野下,“赋、比、兴”的艺术表达形式最早见于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后成为文学创作常用的一种修辞方法。而在电视媒介的写实纪录之中,“赋、比、兴”的表意方式带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特征也逐步融入现代电视节目的制作之中,其镜头的巧妙组合构成了节目内容表达的基本叙事语言。央视《匠人·匠心》系列纪录片通过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的镜头语言,使每一帧电视画面的意境突出而又余韵悠长。由此传统美学与电视美学相互融合,加深了大众传媒对受众感官心灵层面的影响,为观者展示出一幅富有诗意的生活美学图景。

论赋比兴的叙事学意义

赋比兴是中国诗学原生态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学表现功能。学界一般从赋比兴的抒情功能对其展开讨论。本文另择新路,从西方叙事学角度进行观照,探讨赋比兴理论的叙事学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赋比兴理论的历史演进,详悉其在古代诗、赋、文、小说等不同文体叙事理论中的继承、发展,同时阐发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叙事性功能,或可有助于进行中国叙事学的建设。

赋比兴与古典小说的教化精神

赋比兴是表现手法,也是思维方式和创作方法,并与教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教化为主导思想的文学原则下,小说也自觉地以教化为已任。赋比兴被广泛地用在小说中并促进小说教化功能的实现。但是,过分强调赋比兴与教化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小说人物扁平化,情节模式化等不足。

结构主义语言学视野下的电影“赋比兴”问题综议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出来的"电影语言学"是一种广义的语言理论,它并不局限于电影研究,而是致力于超越具体媒介,对语言的普遍机制进行探索;将其研究成果反哺性地运用于中国文学语言(及中国电影语言)研究,可超越文字(及电影)语言的表面特性,推进对修辞运作机制的深度把握。文本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参照,对传统诗歌赋比兴的修辞问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文章首先对中国赋比兴理论和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概念及其相关混乱状况进行梳理,将赋比兴纳入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确立的理论构架之中进行考量,进而结合电影赋比兴研究既有理论及案例,参照电影语言学取得的有关隐喻与换喻运作的四种类型,为赋比兴确立其背后的修辞运作机制。文章结论认为,赋比兴不是一种特异性的修辞;寻找诗学传统的中国特性,需要从交感的特征、图像与物等语言范畴之外的层面入手。

赋比兴原则与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本文采取华夏美学原生的赋比兴美学原则分析当代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对赋比兴原则给予了当代美学视角阐释,对赋比兴三体剧的美学特征差异作出了界说,认为在赋比兴三体剧中历史真实的客观认识性因素依次逐渐减弱,审美主体的主观情感性因素依次逐渐增强。由此提出在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应丰富充实赋比兴原则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创作出有超越性艺术意境的佳作。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学《诗》以言,魅力倍增——略谈《论语》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论语》既有直接对《诗》的引用,也有对其赋比兴表现方法的运用。无论是哪种运用,都能使人感悟到《诗》的美感和作用。"诗言志",表达的是情感,来自于形象思维,这种文学的思维与美术的思维颇为一致,都是对事物形象的描绘。《论语》学《诗》以言,语言表达技巧高超、魅力倍增。

《诗经》“赋比兴”的五种阐释

在对古代有关《诗经》“赋比兴”的阐释作一梳理,将这些阐释类归为文字训诂之说、善恶说、显隐说、正变说和盛衰说等五种,并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