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财政自理原则与英国基本赋税理论——都铎王朝末期突破国王财政自理原则的实证考察

国王财政自理原则是英国基本赋税理论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它是议会约束国王征税的重要依据。一些学者依据都铎王朝中后期税收方面出现的某些变化,提出此时国王已经突破国王财政自理原则限制的观点。本文则借助大量事实和数据,在定量地分析了这个时期议会税收入和战争支出的基础上,证明都铎国王仍然遵守着国王财政自理原则。

中西中古赋税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及其界定

中西中古社会都存在赋税基本理论。在中国,赋税基本理论派生了一些具体理论,如“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等。但在西方,“量出制入”作为一种理论较中国晚成,这时还仅以理念的形式存在,但同样由赋税基本理论派生,同样制约政府的征税活动。基本理论是一种深层理论,具体理论则是一种表层理论,前者一般决定后者的性质,后者则表现或反映前者的特征。基本理论是专制的,具体理论也一般是专制的;基本理论具有民主性,具体理论也一般具有民主性。

由私有制形态看英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

英国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态。而“低度私有”又必然造成赋税基本理论少征直至杜绝土地税征收的重要特征。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 ,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 ,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 ;相反 ,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且牢固 ,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 ,所以征收是可能的 ,而赋税理论依据经济。

由所有权形态看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

中英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而同为“低度私有”,对中国和英国赋税基本理论却造成了不同影响。在英国,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相反,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而且牢固,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在中国,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这样,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依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它们设定为不同历史阶段赋税征收的主要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赋税理论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能够揭示赋税内在规律的赋税理论。这种理论以赋税规范为核心，它提供这样一些见解：怎样做了，赋税就能保证政府的财政需要，同时，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最小，积极作用最大；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会同政府最初设立税法的良好愿望相反。这样的理论，还应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抽象和泛泛地提出一些空洞的原则。

比较历史研究视阈下的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

“赋税基本理论”把中西中古赋税这两个比较历史研究单位“纠结”或“连接”为了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和纠结或交叉的历史方法的调和问题。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生成,除受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外,更主要地决定于各自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不同,生成的内在逻辑进路不同。在性质殊异的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形成中,成因不同的土地“低度私有”以及动产私有程度的高低等财产所有权形态是重要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对欧洲赋税财政史的研究

欧洲赋税财政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发表、出版多种著述,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概念,建构了一定理论。在学科体系上,除了开辟赋税财政史研究领域本身,还衍生了西方宪政史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科体系中世界历史重大事项的缺位与不足。在比较的意义上,为中国赋税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参照,中国史学者或将在参照系中思考本土赋税财政史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在现实层面上,则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可为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当然,这一方向还存在若干不足,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逐渐得到弥补或改进。

从比较中探寻中国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

关于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的研究,西方史学界起步很早。但在中国,由于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治学理路等方面的原因,似乎一直无人问津。其实,中国中古社会接承远古之制,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赋税基本理论。这一理论与立国行政的政治理论同体或二位一体,而由于政治理论居于主导或为其主体,赋税基本理论始终处于依存状态;另外,这一理论仅仅规定了土地和子民归属的事实,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拥有这种归属就可以征税。这与西方相比,便显出某个重要方面或环节的缺失。至于中国中古社会为什么形成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理论,则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传统文化规定了这一理论形成的必然逻辑。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中西中古社会税收逻辑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逻辑过程以赋税基本理论为起点,通过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实践性环节,形成自己的体系。税权实体在中国只有一个,即皇权;在西欧则有两个,为某一权力集体和王权。中国制税无专门组织,制、征一体,由皇帝控制;西欧制税组织为一权力集体,征收与否一般取决于纳税人或权力集体的是否同意。税款支用在中国一般由皇权决定,皇室消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等主要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欧主要由权力集体控制,纳税人主要负担战费,王室消费、官员俸禄则出自王室。审计机关在中国只有一套,审计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在西欧通常有两套,一由议会执掌,主要是保护国税收入,以免国王或王室挪作私用;一由国王控制,以保证王室财政的完整性。在赋税基本理论的制约下,通过上述实践性环节,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必然性特征。

我国近年财政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

自从友革弄放以来，我们的赋税理论研究日趋繁荣。在本刊物上，虽然也做到了各抒己见，但是，却缺乏针锋相对的争论。 为此，本刊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本期起拟就当前一些重大政策理论问题与基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刊载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指名道姓的有针对性的文章，欢迎进行实事求是而又不带意气的争论，以进一步繁荣我们的赋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