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与《文选补遗》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清人对白居易、白行简赋的评点——以赋选为中心的考察

白居易、白行简赋在清代颇受欢迎,有至少二十余部赋选、赋话将其编入、注释、评点或论析。清代赋选对二白赋的评点,有题解、圈点、眉批、旁批、尾评等多种方式,内容上或品赏佳句隽语,或分析写作技巧,或评论艺术风格,或肯定文学史地位,从中不难看出清人对律赋破题、章法、修辞的重视,以及二白赋雅正工清的文风。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选赋》六卷

《选赋》六卷,(梁)萧统辑,(明)郭正域评点,明凌氏凤笙阁刻朱罩套印本。框高20.3厘米,广14.7厘米。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正文墨印,批点朱印,格式如凌濛初刻《选诗》中是书专取萧统《文选》诸赋,自班固《两都赋》至曹植《洛神赋》,计32人59篇,凡六卷。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凭借可观的数量、完备的体式、丰富的题材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北宋赋史的最佳研究范本。吕祖谦在选录赋家范围上的全面考虑,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衷态度,则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与纠偏。这种背离既受到了当时几度反复的诗赋与经义之争的影响,又是在宋代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身份密切相关。《宋文鉴》以选本形式开了辨别赋体的先河,无意之中影响了元、明两代古律赋之争的复古倾向;其在赋家、赋作选择上的别出心裁,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最后,它在呈现北宋赋坛整体面貌的同时,也建构了初具规模的北宋赋史。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华兹生《汉魏六朝赋英译选》研究

华兹生的《汉魏六朝赋英译选》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对“赋”的开创研究基础上,重点选译能够体现赋作“铺采摛文”特征的作品,为赋体文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贡献。文章首先考察该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继而探讨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本选材问题,之后围绕华兹生对《文选·赋》两大翻译难题——植物名称、描写性联绵词的处理策略对该译本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与译本所面向的读者群紧密相连,同时也传递出译者清晰的翻译理念。考察华兹生的赋作译介,有助于启迪对“赋”译介策略的思考。

《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考赋。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宋代社会上流行着很多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用书。在那些业已亡佚的律赋指导用书中,《三元衡鉴》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律赋选,它在南宋被奉为律赋写作的典范。吴处厚不仅是《青箱杂记》的作者,还是《三元衡鉴》的编者。在宋代,吴处厚是享誉一时的律赋名家,被认为是宋代律赋繁荣期的代表人物。《三元衡鉴》所选之赋的作者需是科举考试中的魁元(解元、省元、状元之一),这种选赋标准反映出了宋人对魁元赋的格外青睐。

赋体文学风貌的再现——读《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

赋学研究一直是相当寂寞的领域。它不仅无法与所谓'显学'相比肩争衡,就是与通常的诗词、戏曲、小说等研究相比,似也难以望其项背。当然,作为'一代之文学',人们没有理由漠视它的存在,但总是对它敬而远之,少有问津。本世纪八十年间,除诸家文学史不能不设以专门章节给以必要的评述外。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的真正形成是在武帝时。公元前141年,他继位伊始,便征召赋名颇盛的枚乘。这反映了统治者开始对文士有了浓厚兴趣,文士可以凭借赋才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作为典型的试赋案例,平乐馆与天子游猎赋事标志着赋选成为汉代的一种仕进方式。其后,以宣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也注意以赋选士。特别是东汉后期,灵帝设鸿都门学,专门以辞赋艺文取士,这种仕进方式由此迎来了比较鼎盛的局面。

论饶宗颐《选堂赋话》中的赋学批评

饶宗颐先生不仅创作多篇辞赋,而且还致力于辞赋批评,其赋学批评理论主要体现于《选堂赋话》一书中。《选堂赋话》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辞赋批评方面建树颇多。其所论述的问题主要包括赋体的起源及功用、楚辞与诗的关系、楚辞在汉代的流播、赋中语词名物的训释、赋体的演进历程、历代名家名篇、赋学文献推介、赋作题材考论等。该书视野开阔,脉络清晰,内容全面,分析深刻,考证准确,评骘精当,在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读“庚信诗赋选”

最近，读了谭正璧、纪馥华两先生注的“庚信诗赋选”，

《登楼赋》中的楼址在江陵

王粲的《登楼赋》是一篇千古传诵的名篇。关于《登楼赋》中的楼址所在,向有三说:当阳、麦城、江陵.后二说虽有人提出,但无甚影响,应者寡。而当阳说自唐李善注《文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提出以后,历代多相沿袭,影响很大,今人选本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汉魏元朝赋选》(瞿蜕园选注)、《历代文选》

四川师范学院一九九二年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部分选介

1、《巴蜀艺文五种》四川省“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杨世明、牟家宽、周子瑜、何承桂、赵义山、何尊沛合作选注,巴蜀书社1992年2月出版,全书六十万字。分赋选、文选、诗选、词选、曲选(散曲、戏曲)五部分,何郝炬、康振黄分别题辞祝贺该书出版。2、《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傅平骧、周子瑜、萧源锦等合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全书五十二万余字。共收录自汉迄清四川文化名人1439位。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竟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古文苑》辞赋“选系”三论

《古文苑》既是一部通代诗文总集,也可视为一部选本。就选赋而论,《古文苑》上承继《文选》,中比肩《文选补遗》,下启发《续古文苑》,构成了“一源三流”的“选系”群体。《古文苑》“选系”构成的内在配合力主要在于选域跨度大体相同、编选义例比附《文选》、选文篇目“补《文选》所遗”,而成为“文选学”广、续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内争衡文、道,外诠分古、律,是该“选系”成员间以及与其他赋选的主要分歧点。在赋学批评理论的价值取向上,则共同体现出以选为史的意识、以选见志的用心、以选察时的目的。此“选系”虽因所在文教背景与时代思潮的差异在后世产生了影响不一的流布效果,却共同形塑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赋学批评形态选本批评。

《闽峤赋约》考论

《闽峤赋约》四卷,清侯官(今福建福州)王式金编。我所见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登录号5241.3/1148。书前有序目。编者王式金之序文云:闽中赋选自《同音》与《斑窥》刻后,数十年无嗣响者,其间名篇佳构,与岁月俱湮没者,当不少也。余于辛丑春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