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的司法扩张与理论限缩

当前,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中,对于开设实体赌场的认定有司法适用扩张之嫌,应当予以理论限缩。在主观目的上,司法机关倾向于将“明知”开设供他人赌博的场所等同为开设赌场,应限缩“明确知道”的适用范围;在客观开设赌场行为上,赌场的语义射程边界呈不当的扩张趋势,应将刑法上的“赌场”含义与行政法上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进行区分,对赌场的综合认定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在违法所得的认定上,应不包括正常收取的场所和服务费用,将“抽头渔利”作为违法所得认定的关键因素。

赌博与开设赌场、跨境赌博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全国清风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赌博罪也再次被广泛关注,赌博行为是否应当被刑法规制的争论也再次甚嚣尘上,我国对于赌博行为历朝历代都秉持着惩罚的态度,刑法第303条被修改两次,法定刑被提高,《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新增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实现在法律层面上解决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行为规制的问题。为了确保对赌博犯罪行为的有效打击和司法公正,需要明确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认定标准。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入罪的门槛以及其他相关要求。此外,在界定不同类型的赌博犯罪时,应清晰地区分赌博罪、聚众赌博型赌博罪以及开设赌场罪之间的差异,充分发挥第303条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避免新法出现闲置不用的尴尬局面,这也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对赌博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效果,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

网络开设赌场行为司法认定研究

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灰黑产业暗中扩张,传统犯罪随着网络信息新兴技术更迭而滋生出诸多新型犯罪形式,互联网逐渐成为犯罪分子的犯罪工具及犯罪对象。其中,传统线下开设赌场的行为得益于网络信息技术而迭嬗为网络开设赌场并迅速蔓延,诸如:利用软件开设“云赌场”、于微信等通讯平台建立赌博群、赌博网站等“网络型”开设赌场形式层出不穷,囿于法律的滞后性,其不同于传统开设赌场的特性亟需对犯罪成因及行为模式进行深度探求。本文尝试通过解析网络开设赌场行为本质,通过对网络开设赌场的司法认定进行研究,提出建议推动网络开设赌场行为认定标准、电子证据取证难、“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滞后等问题的解决。

走出“气候赌场”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针对气候问题曾写过一本专著《气候赌场》[1],以大众化的语言风格阐述了他对气候问题的基本看法,将人类活动对气候的负面影响看作是一场赌博,将面临难以预料的后果,若不设法及时全身退出,人类社会生存所依赖的气候环境可能面临失控的风险。使用“赌场”这个词很形象,或许是受到了经济学领域曾发生的著名赌博案例的影响。尽管通过多方努力,世界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为人类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诸多难点和问题,有效的协调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确立,仅从地球环境已发生的演变趋势看,并不乐观。

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之区分

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开设赌场罪的认定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仅以行为人是否单独或结伙开设一个场所用于赌博活动为判断标准。如是,则成立开设赌场罪;如否,则成立聚众赌博型赌博罪。实质上,赌场以其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为核心特征,主要包括持续盈利、稳定发展、秩序破坏三个方面。而聚众赌博型赌博罪中的赌博场所则无须达到上述标准。这一定义既未提高开设赌场罪的入罪门槛,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网络赌场中“代理人”的主从犯认定

目前,由于司法实践混淆了正犯与主犯的区别,从而错误地将网络赌博网站的代理人一律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主犯,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一律适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导致此类案件的处罚明显偏重。但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共同犯罪责任分配的原理,不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一种极端的司法立场,应给予纠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网络赌博网站以及纵向的上下级代理人之间看成是一个连锁共同犯罪,在连锁共同犯罪整体中,必须根据赌博网站的建立者、经营者与纵向上下级代理人的不同层级、权限大小、发展下线代理人数或者会员人数、获利金额以及是否享有赌博网站的股份或者分红等作用因素,判断其在整个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而区分为主从犯。其中,赌博网站的建立者、经营者以及享有网站股份和分红的较高级别的代理人认定为主犯,而将那些较低级别的代理人,尤其是那些只直接面向注册会员的最低级别且对网站不享有股份和分红的代理人认定为从犯,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实现刑罚的差异化、均衡性和公正性,才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网络赌博犯罪是新型犯罪方式,其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开设赌场罪呈高发趋势,只有充分认识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特点,才能对此罪作出准确的界定。司法部门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还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犯罪。

香港居民对非赌场类博彩的感知和态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香港的非赌场类博彩业发展成熟,可作为了解居民对于城市中非赌场类博彩感知和态度的良好案例。文章采用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收集626份问卷,建立了涵盖支持度、感知影响、权力、博彩参与水平和社区依恋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居民的支持程度依次受到感知正面社会影响、博彩参与水平、社区依恋、感知负面环境和经济影响、感知负面社会影响、权力6个变量的影响。感知正面社会影响、博彩参与水平、社区依恋、权力对支持度的影响为正向,感知负面环境和经济影响、感知负面社会影响对支持度的影响为负向,负面环境和经济影响的作用小于负面社会影响。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境外开设赌场犯罪研究——以“5·15”开设赌场案为例

境外开设赌场是近年来中国公民境外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犯罪分子大多是来自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20—30岁的年轻人。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场犯罪以跨境形式居多,并呈现出线上线下结合、上下游犯罪结合、境内境外结合、涉案金额巨大等特征。诱发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场犯罪的因素有赌性复燃膨胀及境外赌博合法化等多种因素。治理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博犯罪需从提高认识、完善立法、建立联动预警机制、强化行业监管、依靠科技提升侦查破案能力等多方面着手。

全球网上赌场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

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网上赌场从无到有,迄今已发展到2300多家。互联网、电子银行和赌博业大发展,导致了网上赌业的大发展,进而使得世界各国(地)都开始警惕网上赌场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侵害和金融秩序的干扰。2003年香港立法,禁止居民上网赌博,违者最高可判监七年。2006年,美国布什政府冒着违反WTO协议而甘愿赔偿的压力,鉴署并生效了禁止公民上网赌博的法律。然而,中国政府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是世界上的互联网用户大户、手机用户大户、赌博大户,这三个因素加起来,中国政府不得不防——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开设地面赌场罪与聚众型赌博之区分

开设地面赌场罪与聚众型赌博罪之间的区别在于赌场与赌博场所的不同。赌场有赌博场所本身不具有的自动吸引性、持续性和控制性特征,这三点特征既是划分赌场与赌博场所差异的关键,也是认定开设地面赌场行为是否构罪的核心。开设地面赌场行为是否构罪并不需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的目的;赌场的经营不需要具有固定性特征;《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不能适用于开设地面赌场罪。

涉案地下赌场研究

地下赌场，无论其本身涉及的赌博危害，还是由此引发的其他刑事犯罪，都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妨害社会的改革稳定发展。关于赌场的概念，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有专门的定义。有人认为赌场是专门从事赌博活动的场所，吸引大量不特定的赌徒在其中进行赌博。。笔者由此概念启发，认为赌场是专门从事赌博活动，吸引不特定数量的赌徒在其中赌博，

警惕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为超级赌场

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的是,作为最基本的民生产品,房地产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公众最重要的投资工具,"全民炒房"态势已经显露。

让法律走向人性深处——谈在中国开赌场的可能性

当前,有人把环保、禁赌和禁毒并称为当今中国边境管理的三大难题。不可否认,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遍设赌场,比如马来西亚、朝鲜、俄罗斯、缅甸等国大力发展赌博是针对中国人的,有公开掠夺我国财富包围中国之势,引发资金外流,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而最终影响到国家安全。于是有人提出在中国开放赌博业以应对这种局面。据说,联合国国家中,七成以上有赌场。全世界4000间赌场,每年华人在国外赌场中“送”出去的钱基本可满足目前全国年度铁路建设的需要。如此看来,与其输给外国人,不如我们自己开赌场,肥水不外流。当今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博彩业合法,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于是有人提出在大西北建立中国的拉斯维加斯。有人坚决反对在中国开赌场,认为赌博合法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沉溺其中,将造成更庞大的社会成本,严重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使工人、农民、官员大面积堕落,不但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不良影响。那么中国到底能否开设赌场,能否使赌博合法化?以下一组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争鸣。

“开设赌场”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开设赌场"是赌博罪的一种客观表现形式,是指行为人提供赌博的场所及用具供他人进行赌博,自己从中获利的行为。要求赌场必须为行为人所控制,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开设赌场"可以通过传统的赌博机进行赌博,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赌博。开设赌场与提供棋牌室供人娱乐有着本质的区别。

赌场人生与人性救赎——评严歌苓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是一部与人性救赎主题密切相关的长篇小说。最近几年来,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确实称得上是风生水起,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严歌苓不仅写作精力特别旺盛,而且小说所涉题材领域也相当开阔。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严歌苓的笔端得到了艺术性的描写与呈示。从旨在关注表现乡村革命史的《第九个寡妇》,到思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问题的《小姨多鹤》。

居民对城市社区内非赌场类博彩的感知差异--以香港为例

香港的非赌场类博彩发展成熟,是研究此类博彩产业的良好案例。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可供分析的603份问卷,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等统计手段,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香港居民对于博彩业发展的态度不算积极;居民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不同,出现对于博彩业态度与感知的差异。男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产阶级更加支持博彩发展或者更多的感知到其带来的正面影响,主要在于他们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本研究为香港政府进一步规划和管制非赌博类博彩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开设赌场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开设赌场罪是刑法第六修正案从刑法第303条分离出来的罪名。是行为人自己成为主宰者,在其支配下开设进行赌博的场所的犯罪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对开设赌场罪的规定非常粗糙,开设赌场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规定均在不同程度上存有不足,诸如单位能否成为开设赌场罪主体、开设赌场罪是否需要以赢利为目的、在赌场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定性、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的区分、网络赌博等,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疑难问题予以理论和实践的澄清,以便更好地打击赌博犯罪。

没有分红机制的股市就是赌场

在没有强制分红制度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将融资视为廉价的资金来源，不缺钱的公司依旧选择上市，已经上市的也频频再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