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赌戏悖论及其行为的经济学意义

本文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微观模型———钱包赌戏悖论建立了认知分析框架 ,不仅彻底消解了该悖论 ,还发现了与效用和概率均无关的一种新的非理性效应。这一效应既可能导致无帕累托效率的交易陷阱 ,也可能与效用歧化和概率误判等已知的行为经济学效应协同作用 ,产生更复杂的非理性决策。

小说证史:《金瓶梅》赌戏考

《金瓶梅》提及赌戏12种,描写人们嬉耍赌戏的场景近百次,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揭示了明后期赌戏的发展状况:其一,这一时期完成了对传统赌戏的普遍总结与改造,古代赌戏基本定型,围棋、象棋等一部分赌戏流传至今,依旧盛行;其二,随着中下阶层女性参与进来,赌戏一度发展为与弹唱曲艺、女红针织等相提并论的评价女子才艺的主流标准,是当时女子追求人身自由、思想解放、社会地位平等的一个侧影;其三,赌戏的腐朽性进一步暴露,其为赌博所同化的同时,逐步发展成为“官箴之玷”,造成的负面影响仍值得今天反思和警醒。

晚清民国时期的“赌戏”透视

赌博与演戏,在明末被人为地撮合在一起,杂交成一个新的品种——赌戏。赌戏遵循赌主、戏班与观众多向获利的原则,兴盛于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在演出赌戏的场合,通常表现为赌台和戏台合一,观众与赌徒合一。“赌”与“戏”二者,演戏为幌子,赌博是目的。赌戏常在花鼓戏等民间小戏中上演,剧目多带色情。当赌戏中的赌博失去了程序公正之后成为社会毒瘤,受到谴责和禁毁,戏剧必受其累。但自清中叶到民国,赌戏屡禁不止,这和赌戏的多向获利原则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