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下罚金的赎刑功能与制度构建

古代赎刑是指犯罪人可通过缴纳金钱或进行劳役来减轻或免除其罪责。赎刑制度体现了仁恤和慎刑的思想,及至大清刑律废除赎刑,由罚金取代。现代刑法中的罚金作为一种附加刑、财产刑,能够克服短期自由刑的部分弊端,具有重要的赎刑功能;将罚金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三年以下的轻罪,并发挥其替代自由刑的赎刑功能,对于实现刑罚轻缓化和刑事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体系化角度,适用于轻罪的罚金应当与民事赔偿、行政罚款衔接协调。针对轻罪,通过构建易科罚金、罚金易科、罚金缓刑、罚金减刑制度,从中发挥罚金的赎刑功能,以实现轻罪治理的现代化。

轻微罪背景下我国刑罚体系之完善:赎刑的引入

刑法扩张背景下,轻微罪成为我国刑法中占比较大的犯罪类型。为了实现轻微犯罪之有效治理,刑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更新。当前我国轻微罪比例不断攀升,现有刑罚体系已无法适应轻微罪惩处的要求,亟须全新的刑事处遇措施。赎刑作为我国独特的刑罚制度,其具有“慎刑”的积极精神内核与积极的社会功能,并有效完善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此乃引入赎刑之内在合理性。立法可为当代赎刑配置金钱赎与社会劳动赎两种规范类型,以弱势群体、良好的认罪态度与犯罪人同意作为适用条件并排除累犯适用赎刑,同时明确赎刑与缓刑、减刑的关系以及赎刑执行过程。

中国传统赎刑的制度起源与文化研究

赎刑即用缴纳财物代替原有刑罚的制度。由于部落战争中,战争奴隶作为战利品混淆了人与物的界限,基于刑起于兵的理论,奴隶制国家出现之后,人的部分价值便可以直接用物来衡量。这种价值衡量在功利主义角度提供了赎刑的一种逻辑。传统赎刑得以成立的中国特色文化原因,在于传统中国道德中人与物之间同一性的动态平衡辩证关系,契合自然统一的有机生命观。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

据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律可知,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大约发生在文帝十三年至后元元年间,内容主要是律文中的具体赎刑转化为罚金刑,赎刑的适用则被限定在“以赎论”的范围。其原因是汉文帝废肉刑以及保持赎刑体系稳定性的需要,体现了彼时立法者对律文系统性的重视以及立法技术的进步。赎刑调整强化了汉代罚、赎不分的观念,对汉代经学及晋律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汉律中“以赎论”的适用方式则被唐律所继承。

赎刑制度的特点评议与当代价值

赎刑制度是以财物、劳役或身份折抵刑罚的一种刑罚替代方法。发端于夏朝,废止于清代,具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特权阶层、满足财政经济、体现仁政态度的诸多特点。虽然诞生于封建专制背景下的赎刑制度有着天然的阶级弊端,但制度本身对现代法律而言极具参照价值,有利于从刑事实体法上建立被害人弥补机制、缓和自由刑的存废争议、弥补司法经费不足。重构赎刑制度,与轻罪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具有同一性,体现了我国对法律本土资源酌水知源、去糟取精的传承态度,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开辟新道路。

关于赎刑渊源的考察——西周至两汉

传统刑事领域包含两种意义上的“赎”,即制度(或法典)赎刑和权宜之赎。制度赎刑始于《吕刑》,“刑疑赦从罚”是在罪行已彰而刑罚适用方面存有疑问时,以罚当其罪为目的引入的财产性责任方式,它突破了“刑”所固有的局限性。权宜之赎为管子所倡导,是刑罚的变通执行方法。汉文帝刑制改革使得赎刑作为独立刑等的必要性丧失。作为代用刑的“赎”,逐渐融合礼教、等级特权等内容,形成唐以后法典内的代用刑制度。

明代赎刑的运作

探讨明代赎刑的具体运作,分析司法实践中赎刑的初拟和最后决定程序,然后分别探讨缴纳财物和服劳役两种赎刑方式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而揭示明代赎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实施情况。

论赎刑制度

论赎刑制度童光政龚维玲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发达的反映，它从夏代产生起，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直到清末引入西方法制，才被取消。赎刑制度在中国古代刑法的执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目前学界对它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价值认识不一，在强调刑制改革的今天，对它进行分析...

论生态恢复裁判方式的法制化——以赎刑制度的后现代改造为视角

福建法院创造的生态恢复裁判方式在恢复性司法理论指导下,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司法命令的程序解决涉林刑事案件"一判三输"难题,引领了全国法院生态审判专业化先河。但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传统恢复性司法理论无法正确诠释公害性环境犯罪的法益恢复问题,制约了生态恢复裁判方式在环境犯罪案件全领域的法制化。在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下解构环境犯罪,泛化恢复性司法的主体结构关系,通过购买碳汇、补植管护等形式改造传统赎刑制度实现短期监禁刑的易科,这应是一条可资探究的法制化进路。

竹简秦汉律中的“赎罪”与“赎刑”

秦汉简牍中的“张家山汉律”和“云梦秦律”是我们研究秦汉法律中的“赎罪”与“赎刑”问题的史料基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分析:1.“赎罪”与“赎刑”的区别与联系;2.“赎罪”在秦汉律中的继承与发展;3.“赎罪”作为“规定刑”与“替换刑”的两个特点;4.张家山汉律中“赎罪”的其他特点。

中国古代赎刑的制度与文化思考——兼与富谷至先生商榷

赎刑在汉刑罚体系变革的过程中被逐渐制度化,从而确立了应有的法律地位。赎刑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与观念中并非一种独立的财产刑,而是一种替代刑罚适用的方式,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制度功用。因此,赎刑在中国古代法的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张家山汉律赎刑考辨

根据张家山汉简中的新材料,考证秦汉赎刑序列与金额、赎刑适用的原则与对象以及赎刑的起源与演进等问题。

略论西周赎刑

从西周金文和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出西周已有赎刑制度。赎刑在西周得以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赎刑在西周的实施,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

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

从产生到废止,赎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赎刑被新刑法典拒之门外。理性对待赎刑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去除赎刑中的特权因素,继承赎刑中的理性成分,对赎刑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使赎刑古为今用。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明代赎刑对当前罚金刑建设的启示

明代的赎刑是我国古代赎刑制度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其所具有的赎罪方式之繁多、适用范围与对象之广、适用程序之严格和规范等特点,充分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于赎刑制度的高度重视和极力维护。明代赎刑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完备性,使得其在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实现惩罚犯罪的效用方面发挥了较好的制度性价值。这一现实效果与赎刑作为刑事处罚的特性与刑罚目的的追求较为一致。我国当下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由于具备财产罚的要素,故而与明代赎刑制度有着很大的共通性。基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承继以及刑罚目的价值的追求,结合当前刑事处理机制多元化的大背景,我们认为当前罚金刑的制度建设可以从明代赎刑的规范内容中寻求启示。

宋代赎刑制度考述

文章从宋律(《宋刑统》)对唐律(《唐律疏议》)内容紧密承袭的事实出发,通盘论述赎刑制度自宋代以来的演变,揭示了赎刑作为一种官僚的法律特权在宋代所呈现出的日渐下移的趋势,同时就夷俗与汉法在宋代边疆地区的冲突,给赎刑制度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唐代赎刑制度考评议

唐代的赎刑是在采先前各代赎刑制度的前提下形成的详尽而完备的制度。尽管赎刑有其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是,唐代的赎刑制度亦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并且对我国现在处理轻微犯罪方面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