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

吴兆骞赎归反映了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康熙帝虽对吴兆骞所献《长白山赋》"览而称善",但他绝非像一般文人那样仅仅着眼于其华美的词采,而是看重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吴兆骞归京后参与以容若为中心的花间草堂文人雅集,并非只为以文会友,而是有着深隐的心理动机。康熙帝所推行的"文治"策略及当时满汉矛盾的缓和,是吴兆骞得以赎归的根本原因。通过吴兆骞赎归这一事件也可觇视江南文人心态之变迁。

论毕肖普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

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诗人通过对生活空间和生活实践的细致描写,揭示现代化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异化。以毕肖普诗歌中呈现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结合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探究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方式。毕肖普在诗歌中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种种虚伪与不公,并将艺术化的生活风格以及来自生活的梦境、想象与记忆作为可能救赎异化生活的途径。毕肖普在诗歌中塑造了一种崭新的理想生活秩序,试图重建现代人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回忆与救赎——评《陶庵梦忆》

《陶庵梦忆》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张岱所作。在《陶庵梦忆》中,张岱详细记述以往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爱和思念。回忆救赎了自我,也建构了主体,书中的记忆碎片,具有文化、文明、文学等多种价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轻罪治理下罚金的赎刑功能与制度构建

古代赎刑是指犯罪人可通过缴纳金钱或进行劳役来减轻或免除其罪责。赎刑制度体现了仁恤和慎刑的思想,及至大清刑律废除赎刑,由罚金取代。现代刑法中的罚金作为一种附加刑、财产刑,能够克服短期自由刑的部分弊端,具有重要的赎刑功能;将罚金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三年以下的轻罪,并发挥其替代自由刑的赎刑功能,对于实现刑罚轻缓化和刑事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体系化角度,适用于轻罪的罚金应当与民事赔偿、行政罚款衔接协调。针对轻罪,通过构建易科罚金、罚金易科、罚金缓刑、罚金减刑制度,从中发挥罚金的赎刑功能,以实现轻罪治理的现代化。

突围·救赎·反思:白薇女性主义创作论

白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湘籍女性作家,其独立且独特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白薇一生坎坷,磨难多艰,突围、救赎、解构与反思是白薇生命体验和创作历程的关键词。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能在新思潮的启蒙下挣脱封建家庭的牢笼,积极迈向寻求女性自我价值的道路。时代氛围、个人生命体验、写作追求就这样交织在白薇的创作生涯中,对其深入探讨将给予人们诸多启迪。

困境与救赎——论爱伦·坡作品中的非自然空间

非自然空间是近年来兴起的非自然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物理或逻辑上不可能的空间。作为一名自觉疏离主流审美规则、极具前瞻性的作家,爱伦·坡打破了传统的模仿规约,在其作品中构建了多种非自然空间——阴森恐怖的诡异之地、新颖神奇的科幻世界,以及唯美脱俗的超凡之境。该文旨在使用非自然叙事理论对这些非自然空间进行分析,并深入阐释其所蕴含的意义,进而指出非自然空间不仅是实现预设效果的绝佳途径,还体现了爱伦·坡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探索和关注,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危机的深刻焦虑、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对人类该如何摆脱困境的思考。

《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二重身与现代救赎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哥特色彩,她的小说《善良的乡下人》描述了哲学女博士哈尔加因残疾而引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困境。本文通过观察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善良的乡下人》一文中对“二重身”写作模式进行的特殊变形,分析现代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以哈尔加和曼利·波恩特为中心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替身关系做出了颠覆与还原的三次变动,勾勒出一幅框架式嵌套的“二重身”模式,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虚无主义者和平庸化的现代基督徒大行其道,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二重身的出现暗示着主体陷入主观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人物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刻画,反映出现代语境中个体的信仰失落与生存困境,以及她对精神救赎做出的独到思考。

从“平滑感”到“异质性”:韩炳哲的审美救赎思想探析

韩炳哲的审美救赎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理论一脉相承,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韩炳哲直面当今数字社会的审美异化:具有“阻拒性”的他者在当代艺术和身体中的消失,审美距离和内在意义也随之消逝,审美进入“肯定性”的平滑状态。面对这一审美困境,韩炳哲认为“否定性美学”蕴含的“异质性”是审美救赎的核心,呼吁通过遮蔽和创伤重返艺术本质。但仅仅借助感性的审美救赎,无法真正解决数字时代的审美问题,仍不免走向乌托邦的迷途。

语言的复活——《复活》中的救赎理想

托尔斯泰以其宗教观、道德观为指向,以社会性批判为内容,创作了小说《复活》。在《复活》中,语言除了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现托尔斯泰的理想愿景外,语言本身也是“复活”主题的一部分——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的语言正是其精神“复活”的象征。分析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的语言转变,揭示托尔斯泰借助语言展现小说“复活”进程与救赎理想的结构,从而真正认识悔、赎罪与复活。

论《紫色》中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

小说《紫色》讲述了黑人女性西丽从悲惨命运中挣脱出来,并实现人格独立的自我救赎之旅。种族与性别的压迫使得黑人女性的自我被埋没,而思想与经济的独立是黑人女性找回自我的前提与保障。在成长领路人的引导下唤醒自我意识,进行反击。在反击之后的和解不是懦弱服软,而是思想与肉体解放后达成的灵魂自由。

精神困境、人性救赎与叙事革新:论迟子建《烟火漫卷》的救赎书写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是一部深度挖掘人性与叩问灵魂的救赎作品。该作以个体的精神困境反映了道德滑坡、生态破坏与传统精神文明衰颓三个方面的问题,通过罪感人物的“自救”与“渡人”,提供了人性救赎与复归的可能。与迟子建以往的救赎作品相比,《烟火漫卷》在主题呈现、对话形式、叙事技巧和救赎方式等层面皆取得了叙事革新。这不但促使迟子建的救赎书写更臻于完善,而且该作也因此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当代救赎文学不可或缺的范本。

寻找和救赎:冯北仲小说的文化隐喻与精神象征——以《去往迪拜的路上》为中心

冯北仲的小说聚焦高校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事业和价值追求的现实诠释,透过生命的表层直入人类精神的深层进行反思和追问。以小说《去往迪拜的路上》为中心分析冯北仲小说的内容和人物,可以逐层揭示其创作的深刻内涵和独有品格。首先,以物象隐喻文化的反思以及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精神困顿。其次,以人物的内心冲突增进隐喻的文化内涵并揭示人性暗流与精神困境。再者,运用多重物象的文化隐喻加强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及精神出路的找寻。最后,以多维叙事视角展现人物灵魂的觉醒以及精神救赎。在小说《去往迪拜的路上》中,作家通过对隐喻和象征两种艺术手法的熟练运用,在巧妙的结构设计和时空转换中,完成了繁复曲折的小说叙事,揭示了主人公云雀特殊性格的成因与具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

隐蔽的上帝:景观社会救赎的尝试

戈德曼和德波对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失落和社会幻象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分别在《隐蔽的上帝》和《景观社会》中阐释了悲剧人理论,景观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伪在”,试图唤醒民众,用“打赌”上帝存在的方式隐喻救赎的希望还在,试图帮助人类打破景观社会的幻境,完成救赎的使命。

回归姿势:技术图像时代的审美救赎之路——从本雅明、阿甘本到弗卢塞尔

随着摄影术的发明,人类由手工复制时代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依赖誊写的传统图像逐步让位于由算法构成的技术图像。世界由具体经验组成的三维结构进入无维的结构,人类的经验、思想和感情都面临着被技术化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并追寻人类的自由,本雅明借鉴姿势中蕴含的非感知的相似性,以此回溯到人类的历史中寻回个体以及集体的历史经验;阿甘本赋予影像以动势,从而打破时空的连贯性,重新塑造新艺术的力量;弗卢塞尔则激活姿势的自由、情感和批判的力量,用以抵抗技术图像的无根基之恶。

寓言与救赎——从本雅明“废墟美学”看废土艺术

“废土”艺术作为“二战”后出现的新艺术题材,以末世废墟景观作为表现对象,在极端条件下拷问人类的生存问题。这一艺术形式暗合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中的“废墟”美学,即以“废墟”作为表现对象,以“寓言”作为表征形式,以获取救赎为终极目的,通过碎片拆解现实,在废墟上重建自我认知,从而获得自我救赎。就美学而言,这一“废墟”式救赎寓言具备独特的世俗功能和人文关怀,拥有破碎、阴郁的美学特质,是对美学风格的现代性探索。

复魅与救赎:阿多诺艺术观中谜语特质的美学旨归

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下,艺术的自律性遭到重创,艺术品亦失去“灵晕”。面对被资本主义利益充斥着的现代社会,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试图通过强调“谜语特质”来构建起审美乌托邦,以期拯救日益沉沦的社会和艺术。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对“谜语特质”做了详细阐释,他认为,艺术向来犹如瞬息万变的星丛,正如“谜语”一般,其解读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特质正有利于打破同一性的构建。作为艺术真理载体的谜语特质,其否定辩证的内在逻辑能够彰显艺术的真理性内涵,象征着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因此,带有“谜语特质”的艺术品最终将实现复魅,恢复真理,走向救赎,成为拯救现状的一条美学途径。

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伦理抉择及自我救赎

亨伯特在牢狱中的喃喃呓语展示了他的真实内心世界和伦理抉择。在《洛丽塔》中,亨伯特的伦理抉择与其苦闷的内心和悲剧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亨伯特对夏洛特·黑兹、洛丽塔和奎尔蒂三人做出了不同的伦理抉择。亨伯特对于三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构建揭示他在伦理选择中的伦理两难境地、自身的斯芬克斯因子,以及其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的交织和最终的伦理抉择。亨伯特的伦理抉择最终导致其悲剧的命运。

《等待戈多》的反讽表达及救赎主题研究

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诠释了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悲剧,剧中两个老流浪汉“狄狄”和“戈戈”在乡间小路的土墩旁苦等“戈多”,却迟迟等不到“戈多”的到来,这场虚无、无尽、无望的等待暗含着生命的荒芜暗淡,表达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这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绝望状态。反讽与救赎构成了《等待戈多》这部剧作作品的核心主题,文章围绕“戈多”这一被符号化的神化人物展开,分析了荒诞且没有结局的漫长等待循环,并透过作家“反讽”外衣深剖“救赎”内核,揭示“唯有自救”才是旨归的生存主题。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苦难与救赎——《悲惨世界》冉阿让的救赎之路

冉阿让的人生经历展现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罪犯,通过内心的道德觉醒和一系列自我牺牲,最终成为正义和仁慈的化身,展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性以及道德觉醒的可能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不仅是雨果对苦难与救赎主题的深刻挖掘,也是对19世纪社会不公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评论。通过冉阿让的故事,雨果展示了人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能通过爱和牺牲找到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