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皇帝赏赐考略

两汉时期 ,皇帝对贵族、官僚、孝悌、贞节、高年和灾民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赏赐。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 ,赏赐的物品和数量也各有差异。赏赐对维护封建统治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主要是贵族官僚瓜分财富的一种方式。

六世班禅朝觐活动中的丝绸赏赐考析

六世班禅朝觐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伴随的丝绸赏赐是清政府珍爱丝绸却不擅生产丝绸的藏地民族落实怀柔政策的重要物质体现。本文以六世班禅朝觐活动中的丝绸赏赐为研究对象,结合量化分析法,系统统计史料记载的丝绸赏赐数量、工艺、颜色、纹样等信息,通过信息分析总结赏赐特点,并对清政府蕴于其中的抚远绥疆之举进行讨论,以期从新角度挖掘六世班禅朝觐活动中的历史细节,彰显丝绸在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互动交流中具有的独特政治意义和重要纽带作用。

西周金文赏赐动词初探

西周金文赏赐物品确认的前提之一是对表赏赐义动词的正确解读;而且不同动词的使用,往往隐含着赏赐行为中不同的授受关系。西周金文中有十几个赏赐动词,对其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赏赐制度。在广泛吸取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文字学研究成果和结合传世文献参证,对其试加探讨。

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管子》的赏赐思想

《管子》的赏赐思想具有明显的发展性:一方面,正是植根于春秋时期齐国的赏赐活动,提出赏赐厚与薄的灵活掌握、严格控制赏赐对象、加大农业赏赐力度、重视对于卑贱、老人、小诸侯国的赏赐等观点;另一方面,在结合战国的实际情况和论功行赏的前提下,又提出依法论赏,并且特别强调赏赐的集权。

宋代皇帝对官员物质赏赐考论

对官员的物质赏赐,是古代皇帝联络君臣感情和激励臣下的一贯手法。宋代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名目繁多,赏赐物品种类多、数量大,其中有相对合理的论功行赏和优抚赏,但更有按照官僚等级特权进行的滥赏。宋代皇帝的物质赏赐,既受国家面临的和、战形势影响,也受宋朝不同时期的财政状况的制约。其实质上是宋朝统治集团内部按照官僚等级进行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更多地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殷商后期的贡纳、征求与赏赐——以花东卜辞为例

新出花东卜辞属非王性质,占卜主体是商朝贵族"子",其中所反映出的商王、"子"及"子"的下级贵族之间的贡纳、征求与赏赐情况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商后期,低一级贵族常向高一级贵族贡纳物品,主要是用作祭品,这类似于古书中的"助祭";低一级贵族举行祭祀后,常把某些祭品献给高一级贵族,类似于古书中的"献胙";低一级贵族田猎有获时,可能也要把部分猎物献给高一级贵族;为展示恩惠,高级贵族也会赏赐物品给低一级贵族。这些活动应是各级贵族确认臣主关系,同宗之间强化宗法血缘关系,以达到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贡纳活动应当已经制度化,即形成了所谓"礼制"。

“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泛滥赏赐"至迟从世祖朝即已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元代的"泛滥赏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宋代体育赏赐研究

宋代体育赏赐内容丰富,包括货币赏赐、物品赏赐、官品赏赐,涵盖了相扑、弄潮、蹴鞠、竞渡、骑射等官民热衷的体育项目,其中相扑、弄潮、蹴鞠、竞渡等以短期激励为主,骑射则赏令众多,注重赏赐的长期激励效应,这与宋面临北方强大的军事压迫紧密相关。与前代相较,宋代体育赏赐表现出赏赐主体扩大、规范性更强以及首次出现纸币赏赐等新特征。宋体育赏赐在满足从业者生计的同时,也促进了体育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相扑、竞渡等项目正是在高额赏金的刺激下初步具备了现代商业体育的运作模式,开创了体育市场化的先河。

论春秋初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赏赐政策

春秋初年,周惠王和周襄王先后对帮助王室平叛的诸侯国进行赏赐。由于受周王室和诸侯国政治关系的制约,周天子的赏赐政策呈现出抑强扶弱和重同(姓)疏异的特征。赏赐政策的变化其实质是王室对诸侯控制政策的变化,它反映了春秋初期王权和地方两种政治势力在抑制与反抑制的斗争中王权衰微、地方势力坐大的历史事实。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

雍正皇帝是清代历史上争议较多的人物，其用人、行政亦颇有特色。这里从馆 藏宫中档案中选发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供研究参考。

赏赐对宋代官员经济生活的影响

宋朝对官员的赏赐不仅类型较多,而且规模较大,各级文武官员多能在郊祀、除授、告谢、朝辞、致仕、身亡等时机和场合获得赏赐。赏赐是宋代官员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对各级官员的经济生活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赏赐是宋代官员俸禄收入之外的重要补充,可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生活质量。赏赐还继续拉大了宋代各级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使消费结构的差异愈加明显。

东汉时期的丧葬赏赐——从丧礼的仪节透视东汉的丧葬活动

东汉丧葬赏赐是国家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国家为适应丧礼实行的需要,规定了两个等级序列。这两个等级序列是确定丧葬赏赐对象的依据。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不同的丧葬赏赐,即固定的赏赐和特别赏赐。东汉国家丧葬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玉匣、棺具、衣衾和赙赠。东汉国家还为亡故者赏赐葬地。但葬地的赏赐不受赏赐物品的等级序列的约束。葬地赏赐是为了表彰亡故者生前的勋劳,因而,在东汉的丧葬活动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代赏赐高年政策述论

宋代朝廷赏赐高年的年龄标准因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从七十岁到百岁不等。赏赐内容丰富多变,不仅有粟帛、米麦、钱币,还有官爵、章服、师号、封号等。安放先帝御容、南郊礼、明堂礼及庆寿礼是宋代赏赐高年的主要时机。宋代赏赐高年政策在实践中得到较好贯彻,但也存在虚报年龄、地方州县奉行不力、城乡失衡等弊病。尽管宋代赏赐高年政策已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趋势,但能够享受到赏赐的人数仍十分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高年老人的晚年生活。不过,它有助于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传播,有利于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稳定。

西周金文农产品赏赐

本文以西周金文中赏赐的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对其出现的状况、功用等分别加以分析,总结得出西周农业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的观点,并认为当时农业的发展为社会礼仪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西周金文土地赏赐述论

本文将西周金文中涉及的土地赏赐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对其中一些古文字的考释和古地名的考证提出自己观点。并认为这些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吻合。

金文所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

绝大部分情况下,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师"官的身份是武职军官。这一时期,西周王室对于"师"官及其家族的赏赐次数繁,规格高。对"师"官的频繁赏赐,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以及"师"官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对"师"官的频繁赏赐,加强了西周中晚期王室的军事力量,促进了以"师"为核心的军人势力的迅速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