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赐姓”问题探索

“赐姓”问题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将先秦文献中关于“赐姓”的史料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其一为氏族时代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赐姓”的实质是部落首长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赐姓”是对氏族时代“赐姓”习俗的继承和保留，但此时已不是另外赐以新姓，而只是对被赐诸侯的原有之姓加以申命，以示政治上的承认。所谓“因生以赐姓”

古代日本皇亲赐姓的演变及其原因

古代日本的皇亲原本没有"姓",随着古代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皇亲赐姓的现象。皇亲赐姓的实质是通过调整以天皇为顶点的身份制度来维护和加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治体制。古代日本皇亲赐姓的演变反映了从古代到中世的历史潮流及其变化态势。

金代赐姓问题研究

金代后期的赐姓现象与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金代赐姓所赐皆女真姓氏,而受赐者均为非女真人,且有具体的赐姓格法。赐姓在金代后期具有与官爵相似的奖励军功的作用。金代的赐姓现象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在金代民族歧视政策之下,女真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及其所享受的多种特权。赐姓的实质是赐予非女真人一种虚拟的族群身份以及这种族群身份所承载的种种特权,赐姓现象是金代民族关系和民族歧视政策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同时也说明金代女真人与非女真人有着明确的界限,女真人民族身份已经明晰化。

唐五代赐姓研究

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 ,是古代统治者用以维护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唐五代赐姓规模大 ,范围广 。

金宣宗朝武将赐姓略议

金宣宗统治时期,金朝内外交困,战争频繁。为了应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更好地调动武将积极性,金宣宗以赐姓的方式来笼络、激励军功武将。尽管这些军功武将所获赐姓功利性色彩较浓,并存在一定争议,但金宣宗朝赐姓武将在金末抗蒙战争中守土御敌、收复失地,在伐宋征夏战争中冲锋陷阵、张弛有度,为延长金朝国祚起到了积极作用。

赐姓命氏与西周封建的创制

封建制度是西周王制的重要方面,它作为周人的制度创造,目的在于既从传统的方国林立的格局出发又达到对方国结构的改造,以期将周人与方国之间的联盟或承认的关系转换提升为家天下格局下的统治关系。因此,它不再是对已经自然持存的方国的认可,而是"天子建国"的自觉的制度化过程。在这个"天子建国"过程中,周人利用命氏赐姓制度,内嵌在建国的环节之中,从而在氏上置姓,以氏顺应周人的氏族分化,以姓统氏,昭示周人的一脉同源,由此姓氏与封建的结合,成为天下、国、家这一政治构造形成的核心要素。

从激励机制看中国古代赐姓

中国古代赐姓对于激励机制的运用既有"得"又有"失"的一面。"得"表现为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实行目标激励法等激励基本原则在赐姓中的体现;"失"表现为激励缺乏连续性、公平性、适度性等问题在赐姓中普遍存在。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

“赐姓”与“更姓”——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解析

在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利用皇权赐予臣民以皇家姓氏;二是宗室诸刘自愿或非自愿放弃皇家姓氏而改以他姓。但不论哪种情况,都应与皇权消长、宗室地位升降息息相关。对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进行总结与分析,不仅会深化我们对汉代皇权的认识,而且还会在汉代社会变动的理解上开拓一个新的视角。

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郑和的名字以史无前例的七下西洋业绩而彪炳于世界航海史册,并为国人所津津乐道.但有关他的生平,除下西洋事迹而外,我们却知之不多,甚至他的出生和逝世年月、享寿若干以及赐姓原由等,都不甚了了.现在一些关于郑和的著作中出现关于郑和生卒年和岁数的说法,我觉得尚有商榷的余地,将它提出加以讨论,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辽朝韩德让赐名赐姓考论

辽朝韩德让是汉官中最为权高势重者,甚至契丹官员亦难望其项背。韩德让的沉浮变化影响着当时的政局变化,乃至社会变革;而赐名"德昌"-赐姓"耶律"-赐名"隆运"又是其权力、地位、名望变化的重要节点。探讨赐名赐姓的过程,透视政治环境的变迁,可以发现韩德让在赐名赐姓中权力提升、名望凸显、地位固化,且整个过程都是统治者有意为之,并为政治、社会发展服务。

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云: 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一般据此认为,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而魏周府兵组织系统,据《周书》卷一六传论: (柱国大将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分六军——十二军——二十四军三级序列,那么,“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是以哪一级作为军人姓氏的依据呢?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说: 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 武让于元子孝也。……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

宋代赐姓与赐名现象探究

宋代政府赐姓和名的主要对象是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归明人、内附人及蕃官、建立功勋的大臣与其后代。宋廷利用赐姓和名的手段,以期达到羁縻少数民族政权、安抚归顺者和旌表忠臣的目的。赐姓和名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种反映,也和当时的战争局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西北蕃官赐姓赐名现象探究——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时期,宋廷在边疆蕃部地区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蕃官队伍,以土官治土民,实现对边区的统治。在西北地区复杂的战争局面之下,宋朝经由赐姓、赐名,以达到羁縻少数民族政权、抚慰归顺者、旌表忠臣的目的。蕃官赐姓、赐名是宋代西北边疆政治活动的一种具体反映,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点。

周代的“赐姓”制度

对《左传》隐公八年所追溯周代的“因生以赐姓,制度,一般都用传统的“因所生”、“因所由生”理解“因生”,于是就有之以其人所生地的地名、其母吞食的物名、其母所践的神迹为不同实例的解说。对于“赐姓”,则认为其为新王朝建立时,对旧有族姓或新封的诸侯、卿大夫的故姓于以再次赐的制度。杨希枚先生通过对古代姓氏制度的系统研究,在分析各家解说与史实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观点。我接受杨先生对姓、氏的训义和对姓族、氏族所做的新解释,同意他关于“命姓、受氏与祚土是先秦政治封建制的三要素”的看法。但对杨先生用“因功臣生时而封建之,而不死后追封”来解释“因生以赐姓”,以及对所赐之姓的地位的估计,有不同意见。

墓志的史相：基于魏周赐姓书写的考察

在北朝末期记载赐姓信息的墓志中，存在诸多近似甚至相同的“赐姓”书写现象。在墓志的志盖、首题、志传等不同位置，皆有赐姓书写的痕迹。志传部分，“赐姓”并非孤立的文字，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信息也被载入了志传中，最为重要的是，诸多墓志在赐姓的书写上呈现相通的指向——赐姓政策。而志盖和首题则承载了赐姓的演变信息，特别是“赐姓”信息从二者之中淡去，昭示着赐姓书写情境已然发生转变。墓志作为一种不同于正史的文本，其记载的内容往往具有现场因素，尤其是墓志作者对赐姓的评价，较能反映当时社会对赐姓的态度，而这即是刻写在墓志中的历史图景之一端。

西魏北周赐姓新考--以新出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魏北周的赐姓以恢复北魏初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局面为旗帜,其目的是建立以宇文氏为核心、依功绩定尊卑次序的官族阶层。赐姓的对象不仅有汉人世家大族,还有许多胡族将领,这些胡族将领往往将“复胡姓”包装成“赐姓”以彰显尊崇地位。通过赐姓,胡汉臣僚被宇文泰整合为新的官族阶层,胡汉之间的差异也被淡化了。西魏恭帝元年诏“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适用范围较广,被赐姓者的亲属及其帐下所统军士皆可随之改姓,并在史传和墓志中享受“赐姓”的殊荣以自矜。由复胡姓和从姓改写而来的“赐姓”殊荣,构成了西魏北周赐姓的外部圈层。赐胡姓不可片面地被视为胡化政策,赐姓命氏与周礼宗法制的复建相交织,奠定了宇文氏如周天子一般的大宗地位。

武则天赐姓问题探究

中国历代帝王或有赐姓之举,女皇武则天赐姓尤为频繁。她在辅佐高宗时期、临朝称制和治理大周时期,先后给35人赐了恶姓、国姓(武)或其他姓氏。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武则天的赐姓之举有其特性,对受赐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