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衣冠文物 悉同中国”——略论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的影响

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在近6个世纪里,尤其在明代,一直以"事大"为基本国策,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明朝对朝鲜也格外恩宠,表现在服饰文化上便是赐服。明朝对朝鲜赐服不仅频繁,而且制定了相关的赐服制度。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影响很大,文章从朝鲜服饰制度、服装款式、色彩、纹样等方面论述了李氏朝鲜"衣冠文物,悉同中国"的特征。

明代赐服服饰元素分析及应用

文章在阐述明代赐服及服饰元素的基础上,设计了明代赐服元素系列服饰,旨在提供符合现代审美、适合日常穿着且含有明代赐服服饰元素的服装。

唐代官员赐服初探

唐代官员赐服是在特殊情况下或有特殊功绩,由皇帝亲自颁赐紫绯常服、玉金腰带或鱼(龟)袋,是官员权力地位的象征。促使皇帝赐服的动因,有国家运转的需要,张大国威的要求和笼络权贵的必要,亦有官员自身因素所在。

明代赐服飞鱼纹溯源及艺术特征探析

[研究意义]飞鱼纹是明代具有标志意义的赐服纹样,其造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探析飞鱼纹对探究我国本土艺术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纹饰艺术有深远意义。[研究方法]文章采用资料收集、文献研究及纹样分析的方法,从不同时期的飞鱼纹造型、飞鱼纹的组成元素、纹样色彩和寓意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和分析,对飞鱼纹的溯源做出判断及分析其艺术特征。[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飞鱼纹并非外来纹样,其源头最早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文鳐鱼,在魏晋融合了印度魔竭纹的形象和数个朝代的变迁最终形成了明代飞鱼纹的造型;纹样除具有外形之美、阶级象征之外,海水江涯纹和四合如意纹等组成元素也蕴含着美好寓意。

从赏赐琉球官生的服饰看明朝外交

官生在中国明朝与琉球国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明朝赐官生的服饰为研究对象,依据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和明代黄佐所作的《南庸志》等史料,通过对明朝赏赐琉球官生、其他藩属国官生与本国监生服饰的时机、频率、种类、等级等内容的整理、分析,认为琉球官生在明朝享受优厚待遇,这不仅是明朝对琉球“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展现,还是中国与琉球国历史上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清承明制”在赐服上的表现——以孔子博物馆藏容像为例

历代服饰变革,都不会完全舍弃前代之制,在清代也不例外。孔子博物馆藏有衍圣公府保存下来的历代衍圣公容像,其中,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和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所处的明末清初,正是清代服饰制度继承和革新明代服饰制度的过渡时期。本文认为两幅容像人物服饰属于清代装束,同时又沿袭了明代蟒服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考察发现,清代服饰在蟒袍形式、云肩、通袖、膝襕纹样、补子制度等方面都具有明代赐服特点。清初统治者根据现实需要,所定服制在保留满族特色的基础上,继承部分明代服制内容,从服饰角度为“清承明制”提供了理论实证。

西周时期的赐服制度与设官分职

册命与赐服相将是西周时期践行过的礼制。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所载命服,名异实同。服有等差,系于爵位,芾色多变,关乎命数。王朝为保证命与服相携相宜,须设置专司衣裳芾舄之政的职官。《周礼》中涉及赐服制度之职官、职掌的记载,或失于关照而使一政隶于不同职官,或失于察变而使晚置职官间侧于初创职官系统中,或失于审核而乱宫内侍御官与朝廷治政官的界限,或失于概括而使一官之职不够具体。此类现象,皆是《周礼》将历史上创建、沿袭、增设、合并、改造、废弃的职官同时呈现的结果。

金文所见周代的赐服制度

研究周代的服饰制度,由于年代久远,所以要依靠早期文献的明文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目前学界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玉人像上,却忽视了地下出土的两周青铜器铭文。因此本文通过整理两周金文,发现两周金文为周代的服饰制度研究提供了大量地下第一手材料。经对西周金文赏赐运用先分类,后断代的研究,探讨周代赐服制度的形成与特点,阐明西周中晚期赏赐服饰之类别进一步细化,数量亦有所增多的见解。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明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赐服探析

明朝建立后,朝鲜半岛王氏高丽及此后李氏朝鲜政权奉明为上国,确立君臣关系。明朝除册封外,还辅之以配套的赐服制度。这种以赐服制度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输出,不仅确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等级和礼仪关系,强化了明鲜政治联系,而且密切了朝贡体系下的经济往来,并对当时同样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慕华事大的朝鲜王朝产生了特别的文化影响。

铭文所见王后以服册命命妇的礼典

[女受]鼎是近年刊布的有铭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时代王后以玄衣册命诸侯夫人为命妇的礼典,以传世文献及相关研究为参证,可知玄衣就是屡见于文献的袆衣,二者异名同实,反映了夫受命于宗庙、妻受命于内宫是当时实际践行的重要礼典。

唐代对明代官员常服影响考辨

唐代官员常服体系通过品色制度、章服制度区别等差,绣袍是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代官员常服制度经过太祖近30年的努力加以确立,后来的皇帝不断规范得以巩固,而赐服是为其补充。整体看来,唐代对于明代官员常服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装饰纹样等3个方面。

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中所见的纹样

动物纹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中出现最多的动物纹饰是蟒。明代,蟒纹是仅次于龙纹的一种高等级纹样,皇帝经常将装饰着蟒纹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而带有蟒纹的皇帝赐服就成为级别最高的赐服。明代也把赐服中的蟒纹用在出席时令节日、寿诞、筵宴、婚礼等吉庆场合时所穿的吉服上。

孔府旧藏明代大红色绸绣麒麟鸾凤纹女袍考释

孔府传世明代服饰中有一件大红色绸绣麒麟鸾凤纹袍,学界根据袍服尺寸和刺绣纹样判断为女袍,但其内部结构和其他孔府明代女袍不同,反而与男袍服一致,这成为谜题而备受关注,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学界对其结构形制和礼仪级别少有探究。本文通过文物标本结合文献研究,梳理明代冠服制度和衍圣公受封资料,以标本结构、图像结合文献考证,论证其实属衍圣公夫人,为明代高品级诰命夫人赐服,是研究命妇冠服的珍贵标本。标本具内缯耳结构是命妇袍服的新发现,这和孔府其他级别明代女袍结构不同,而与男子袍服相同,这进一步以结构证实赐服是命妇礼制的物化标本,是儒家伦理中“夫妇同制”“同尊卑”的实物标志,是儒家“家国同构”概念的物化实践。

论唐宋时期的“赐绯紫”

中古时期的服色分等多与军事活动有关,赐绯紫也不例外。唐代赐绯紫主要包括皇帝亲赐绯紫、长官为僚属奏荐赐服以及制度性赐服三类。唐代宦官服色不依散官,一般宦官穿黄色衣服,同时存在赐绿、赐绯和赐紫,三者与散官的关系非常松散。宋代前期继承唐后期制度,官员服色依散官,分绿、绯、紫三等,赐绯紫与年劳的结合是宋代赐服的重要特点。赐服使官员服色与散官发生偏离,同时也缩小了官服等级与官员实际地位的差距,使得服色依散官制度得以维持。

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代政治秩序的创构与维护——读《明代服饰研究》

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饰除用来遮蔽和保护身体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这就是社会标识功能。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可以大致看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服饰是"深深根植于特定文化模式中的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服饰,每逢改朝换代,首先便要"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正统性。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王朝,也是中国汉文化礼制集大成发展和政治秩序创新的一个时代。

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藏明代服装保护修复

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藏明代服装保护修复项目选取了8件一级、2件二级明代服饰,其中4件为赐服蟒袍,委托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修复。双方自2016年开始商讨,后通过规范流程,严格遵循珍贵文物保护修复程序,按可逆性、不改变文物原状等原则,至2020年底完成此次修复任务。修复前通过对文物的消杀和多项无损检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