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之探讨

专利侵权赔偿是专利权的侵权救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专利权的价值高低。目前业界有大量的声音批判我国的侵权赔偿数额低,并将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赔偿数额水平与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赔偿数额水平相比较。基于现有的专利侵权赔偿计算方式针对计算精准度进行分析并对比美国和德国的侵权数额确定方式,发现目前的侵权赔偿数额的司法实践已经偏离了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所期望的目标,实质上不是赔偿数额是否低而是赔偿数额是否准的问题,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取证手段的问题,还在于专利法在侵权赔偿确定方式上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我国专利侵权赔偿确定方式的建议。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论证

《民法典》第1232条明确惩罚性赔偿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引发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及数额计算等方面的分歧。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具有环境公私益的双重法益特性,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和环境私益侵权。对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可以违法行为的外显予以认定,合理地解释环境公私益主体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资格。基于环境公私益追求不同的制度功能,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在不同的法益中设定不同的计算基数和计算倍数,即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要适度运用惩罚功能,设定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2倍以内;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则在不超过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范围内谨慎地扩大倍数惩罚,发挥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通过化解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矛盾之处,为其数额计算奠定合理适用基础,补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缺口,全面救济环境公私益。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制度重构

知识产权损害具有难以精确计算的特点,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既有可能对权利人补偿不足,也有可能出现补偿过度。近些年来,我国法上备受关注的问题是补偿不足,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定赔偿规则备受质疑。我国法上门类齐全的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存在三方面的缺陷:法定赔偿定位混杂、惩罚性赔偿计算基准有欠周全以及未能确认法院裁定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式。为了实现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立法目标,法律不仅需要在辅助权利人举证制度和扩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两方面予以改进,而且也需要重构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因此,《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应该厘清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重构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准,建立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式并明确其适用的案件类型。

论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额的计算单位

我国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的计算单位无法通过文义解释清晰获知。实践中存在个案标准、作品标准、侵权行为标准、权利标准等多种计算标准。比较法上,作品标准存在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立法实践。以“作品”作为法定赔偿的计算单位符合法定赔偿制度的功能预设,契合侵权法基本原理,能够给予司法实践有效裁判指引。法定赔偿语境下的“作品”基本单元认定不仅需满足独创性要求,还需结合行业特点和作品通常利用方式加以判定。针对一部电视剧只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情况,在法定赔偿中不宜以“集”为一件“作品”,一部电视剧视为一件作品更为恰当。针对法院轻易向法定赔偿条款逃逸的现状,需具备体系化思维,通过举证制度和多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共同优化来解决。

演绎作品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困境及其应对

演绎作品上存在双重权利,原作者和演绎作者均为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所以,他人侵犯演绎作品著作权的,原作者和演绎作者均有权向侵权人诉请赔偿。问题在于,根据现行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规则,法院难以准确区分认定原作者和演绎作者有权获得的赔偿数额。那么,在侵害演绎作品著作权诉讼中,创作者可能不当地多分或少分侵权赔偿。而且,统一标准的缺失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合理划定原作者和演绎作者有权获得的赔偿数额,以及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应当特别针对演绎作品构建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首先,应优先保护原作者的派生利益,确保原作者获得的赔偿多于演绎作者。此外,创作者的劳动报酬可以区分反映创作者的智力投入,可以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依据。由于实际的劳动报酬损失往往难以证明,劳动报酬数额及其损失主要依据行业通行的报酬标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