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上山”:“赞米亚”人自有的高地生存策略——读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

"赞米亚"是斯科特打破国家地理边界,基于文化主体主位视角研究东南亚高地人时所借用的概念。斯科特将东南亚高地看作一个超国家空间的文化有机体,结论性地告诉我们:具有逃避特性的东南亚高地文明是国家作用的结果。高地人在自我选择形成的"非国家空间"里,拥有主权国家难以完全控制和操纵的"水母—曼陀罗"式社会结构;他们与低地国家(臣民)保持着有距离的"黑暗双生子"式的经济共生关系;其社会救赎的愿景往往宗教性地渺寄于具有各种神谕性力量的"先知"身上。

重思赞米亚区域的稻作与社会——物种间民族志角度的观察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陶令不知何处去——评述斯科特的赞米亚研究

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赞米亚”学说的旨趣与谬误--一种学术史的考察

“赞米亚”是申德尔为研究跨区域山地社会历史而首创的学术概念。斯科特借用这一概念,但将其内涵引申为“逃避统治的非国家空间”,进而将这一概念建构成具有方法论意义、分析国家边缘空间社会历史的学说,遂在学界扩散开来。文章在追溯“赞米亚”概念、学说产生与传播过程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学界关于“赞米亚”学说是与非问题的讨论作了述评,着重对该学说的旨趣与谬误作了分析,进而剖析与反思了学界目前在“赞米亚”学术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赞米亚"意指特定群体逃避"国家空间"的产物,是打破民族-国家边界以研究东南亚高地社会所借用的概念。赞米亚区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呈现的逃避特性体现在其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赞米亚及其所描摹的民族社会对于认知和理解我国的民族事务和区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被整合的艺术:南掌国王召翁的困境与挣扎(1765—1787)

詹姆斯·斯科特以“逃避统治”来描述赞米亚同低地政权间的关系,但真实的历史发展可能要复杂得多。南掌国(今老挝北部)是中南半岛上势力相对弱小的一个政权,处在所谓的“赞米亚”地带之中。召翁是南掌国的第三代统治者。他在位时期正是缅甸、暹罗和安南之间势力竞争开始加剧之时。召翁继位以后多次向清朝求援,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平衡其他大国的影响,但清朝保持着超然的立场,并未对召翁施以真正援助。召翁也曾被迫向安南朝贡,并希望借助安南的力量抵御缅甸的劫掠,但也未成功。召翁也曾和暹罗结盟,对付宿敌缅甸和万象国,但最终却逐渐落入暹罗的控制之中。召翁的一生都在努力同周围的清朝、缅甸、暹罗、安南和万象国周旋,他的经历生动地展示出赞米亚地带的人群如何学习和利用了低地国家所主导的政治秩序。同时召翁的例子也从被整合者的角度补充了维克多·李伯曼关于中南半岛第四次政治整合的分析。

藏彝走廊北端山地居民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斯科特将藏彝走廊北端,即“部分四川”划入赞米亚地区,将这里的山地居民与东南亚山地居民视为以“逃避统治”作为生存方式的人群,与藏彝走廊北端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藏彝走廊北端的山地居民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并在与不同类型国家的接触与文化互动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选择,其对于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选择是主动积极且富有成效的。

把寺庙搬下山:在直接互动中获得社会空间——对斯科特的一个补足性反思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引起学界较多的讨论,本文是对斯科特的一种补足性反思。不同族群、文化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遭遇,并不必然表现为抵抗、逃避或同化,毋宁说人类也在相互遭遇时创造协商、合作及共存的可能性。清末民初的康定土司以及四川康区东部一个半农半牧社区的寺庙即为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21世纪以来,该寺庙从远离社群的山上搬到河谷的交通要道及社区附近,目的之一是主动将自己置于方便地方政府监督的位置,以此获得政府信任及其赋予的较为宽松的管理和发展空间。寺庙下山之后,通过复办“公办民助”学校和组织社区的神山祭祀,成功地恢复了历史上的社区一体性,重组了自己熟悉的族群社区生活,并且维持了文化差异性和自足性。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逃避——《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理论价值探析

以东南亚山地为背景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为人们提供了对山地族群生存策略进行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视角,从生计、政治和文化,山地族群发展出完整的逃避策略。斯科特的这种解释打破了将社会看做是单一线性发展的理论,重新构建了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并对国家建设、现代性等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热点话题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这本书也存在将多样性的历史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忽视了山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复杂关系以及作为历史著作历史资料不足等问题,但是作为斯科特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论不仅激发人们重新思考二战以前东南亚山地族群和谷地国家的关系,也激发人们思考当今社会中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

“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

尹绍亭和斯科特分别从生态、政治两个角度对刀耕火种展开调查研究。尹绍亭从基诺族的刀耕火种田野调查入手,致力于刀耕火种研究迄今20年有余。斯科特对刀耕火种的研究过程更为曲折:他一开始关注刀耕火种技术,后来把视线转向生态环境与政治的关联。二人视域重合时,却因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解读:内容涉及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山地特征、族群关系、农耕礼仪,以及刀耕火种消失的原因等。两人的解读既有重合又有差异,但两种视角重叠,更能展现出人类学的生物文化整体观(biocultural holism)及其创新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