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农村地区青年与老年群体之间对父母赡养义务感的差异——根据我国中部农村地区的调查

明确年轻人和老年人对父母赡养义务感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究明造成对父母赡养义务感差异的相关因 素。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父母赡养义务感尺度」作为尺度,首先进行了方差分析以明确年轻人和 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感与每个变量之间的显着差异,其次,进行重回归分析以明确造成差异的相关因素(本研究使用统计 软件SPSS Ver.26)。结果 首先是同样的因素,关于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感,年轻人和老年人分别都和学历,社会支援因素 相关。其次是不同的因素:年轻人的性别对赡养义务感具有显著意义,而老年人的性别则不具有显著意义。第二,老年人 对高龄化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对赡养义务感具有显著意义而年轻人对高龄化社会的关注度这一变量则不具有显著意义。 第三,老年人的好友数量对于赡养义务感是具有显著意义,而年轻人的好友数量对于赡养义务感不具有显著意义。结 论 根据对我国农村地区年轻人和老年人对父母赡养义务感差异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提出在义务教育中推广养老意识教 育,完善农村老年人福利政策,加强区域基础福利服务等政策。

中国农村地区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父母赡养义务感差异的研究——根据我国中部农村地区的调查

目的,阐明我国中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对父母赡养意识的高低,作为今后行政部门推进老年人 福利对策的基础资料。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分析方法:首先为了明确调查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了记述统计。其次,使用 「父母赡养义务感尺度」作为尺度以明确老年人和年轻人对父母赡养意识的高低。结果 用尺度测定的平均值,年轻人为 41.9362分,老年人为24分。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得出,年轻人的赡养意识要高于老年人。

试论子女赡养义务的减免

法律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应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履行程度是否应以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为前提,法律对此并未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在父母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抚养义务或对子女实施不法侵害等情况下,应减免子女的赡养义务。为此,建立健全子女赡养义务减免相关的法规制度,明确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抚养和赡养责任,有利于推动实现“抚”与“赡”主体之间的权责对等与统一。

此类划分赡养义务的约定协议是否有效

2023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合同效力纠纷案件,因分家赡养协议中存在以“放弃未来继承权利”为履行赡养义务附加条件的条款,被人民法院认定属于违反公序良俗、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据此判决驳回了当事人要求确认协议有效的请求。

有亲生子女的继母可否要求继子履行赡养义务

徐姓继母再婚时，华姓继子11岁。当有亲生儿子的继母因生活困难向继子主张给付赡养费时，继子以自己是靠父亲工资长大，且继母有亲生儿子为由拒绝，法律支持谁呢？案例：1986年秋，37岁的徐某经人介绍，与45岁的华某再婚。从此，徐某带着自己亲生的8岁儿子与华某及华某11岁的儿子华小某组成新家庭。

赡养义务也可有偿转让

村民刘老爹中年丧妻,好不容易将一子一女拉扯大,儿子刘勇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女儿刘丽高中毕业后也远嫁他乡。去年下半年,刘勇见父亲年事已高,便将他接到省城居住。但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捱了一个多月,坚决要求回到老家去。

老农获得土地补偿款 子女也须承担赡养义务

案情许某现年73岁,有一儿一女。半年前,因国家建设需要,村里部分土地被征收,村里因而获得了巨额土地补偿款。许某分得约30000元。此后子女便以其有生活来源为由,拒绝执行此前达成的对许某实行轮流赡养的协议,让许某自己请保姆另过。

明确赡养义务的个人与国家责任

既往的赡养义务自然人责任主体并由此确立的赡养制度,因为其经济基础的变化需要重新构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改既有的单方面自然人赡养责任主体为国家与自然人双责任主体;改自然人承担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为国家赡养义务承担物质保障、自然人赡养义务主要承担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区别两者责任序列与责任承担形式,以此来构建新的赡养制度。

赡养义务质疑

我国法律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并且这种义务几乎是无条件的。无论父母是否履行了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父母只有在有遗弃或虐待子女的犯罪时，才不能享受赡养的权利。这与我国既尊老又爱幼的家庭美德不相符合，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不符合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原则，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在父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抚养义务时，成年子女有权拒绝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婚姻是契约吗?——以赡养义务对婚姻契约的突破为核心

婚姻契约理论有效解释了婚姻的本质,在东西方皆然。但是,婚姻契约理论无法解释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婚姻关系的发展。夫妻赡养义务、夫妻性自主权等法律关系已经相继突破了传统婚姻契约理论的框架制约,从而促使我们反省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终极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婚姻是来自自然的,既无契约,也无法律,将来可能还要回归自然。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困局及破解路径

精神赡养义务入法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但其履行情况并不乐观。现实中既存在义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相关政策制度支持乏力的矛盾,也存在义务人消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该义务履行客观评价标准欠缺及法律保障不足的矛盾。为落实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应当明确精神赡养不同主体间的责任与义务内容,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最低限度,并据此完善与之匹配的探亲假制度、激励措施、失信惩戒措施及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等。

法定继承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对赡养义务内容的再塑造

法定继承中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为赡养义务的履行和法定继承中的遗产继承份额不均等分配搭建了一个通道,采取利益激励机制,鼓励具有继承人身份的赡养义务人积极地履行义务。该制度的实现依赖于赡养义务的积极履行,也依赖于赡养义务履行的可评价性,但赡养义务中的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的行为效果适用不同的评价机制,将其勉强与法定继承中的遗产继承不均等分配所要求的评价体系相衔接,既会使得法定继承中的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缺乏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基础,从而影响其有效运行,又会使得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的履行发生冲突。以符号互动论为角度,赡养义务为法定继承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确定了一个评价标准,但是法定继承中的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结果也为赡养义务的履行程度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为了促使赡养义务的积极履行,合理地调配继承份额在当事人之间的比例,应将精神赡养从物质赡养中分离出去,单独规定精神赡养的奖惩机制。

赡养义务是不可逃避的责任

2014年4月,张强民扑奔大儿子进城当了更夫。进城前,他和小儿子就如何赡养自己80多岁的父亲张文清达成了口头协议:自己把老房子和承包地留给小儿子,由小儿子负责赡养爷爷。没想到,小孙子对爷爷的照顾并不那么尽心。入冬后,因为柴草供给不足,老人靠土炕取暖的独居小屋挂满了冰霜。不堪寒冷的老人多次央求小孙子多给自己送些柴火。

儿子放弃继承权也应履行赡养义务

[案情介绍]商某的儿子叫商勇(化名),是商某夫妇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独苗,所以夫妇俩对商勇自小就百般宠爱、呵护,使商勇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吃懒做的恶习.1987年秋商勇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女朋友原本就嫌他品行不端,家庭经济条件差,现又判刑,故要求解除恋爱关系.1992年,商勇刑满释放回家,见母亲患病卧床不起,全靠父亲下地干活和三个姐姐的资助维持生活,全家人盼商勇回来能改邪归正,好好干活过日子.

放弃继承权是否就可不履行赡养义务?

季某的儿子季开（化名），今年38岁，1993年秋因参与合伙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98年刑满释放就外出打工再无回家。2001年，33岁的季开和张某结婚，张自有住房，提出招季开做上门女婿，结婚什么彩礼也不要，也不继承遗产，今后也不赡养老人。季开的父母和其三个姐姐都同意季开和张某提出的条件。2005年，季开75岁的母亲因病将原准备给季开结婚的房子卖掉，

继子女对继父母是否有赡养义务?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继母,在继女九岁那年,我和她爸爸走到一起。虽然我也有过婚史,但第一次婚姻没有生育,再婚后也没有要孩子。一晃20多年过去,继女已经33岁了,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坦率地说,我再婚之后与继女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孩子在心理上一直对我有一种抵触情绪,误认为是我拆散了她生母和生父的婚姻。我曾试图做过沟通,但无济于事。五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