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赡养纠纷诉讼中赡养人配偶的诉讼地位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仅规定赡养人配偶有协助履行赡养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赡养纠纷案件时,往往将赡养人配偶置于诉讼程序之外。赡养人配偶不仅是赡养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而且应成为赡养纠纷案件的被告,且其被告地位具有特殊性。

刘慈欣《赡养人类》的叙事创新

创作《赡养人类》之前,刘慈欣的一些重要作品已陆续问世,包括《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也已完稿。也就是说,其创作风格已基本定型。科技含量较高、构思严谨、语言考究、思想深邃成为其科幻文学的显著标志。之后的《赡养人类》在其众多作品中却显得十分特别,犹如将古朴的木屐放进一堆闪亮的高跟鞋中,突兀而醒目。与刘慈欣众多的宏大叙事作品相比,《赡养人类》无论在故事架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形象、审美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另类,大量非科幻文学元素的存在,让人感觉作者似在尝试各种融合、嫁接、杂交,以衍生出新的混生产品。这篇作品让人惊讶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竟可以如此广泛地借鉴其他类型文学,将多种异质元素为我所用。

《赡养人类》:两幅惨烈的未来图景

随着创作的深入,刘慈欣不断尝试在作品中加入新的元素,在实验和反思中寻求适合于中国读者的科幻文学样式。在《赡养人类》中,刘慈欣突破了以往的创作范式,在人物塑造、理论构想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上都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赡养人类》将现实与科幻紧密贴合,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深入思考,构想人类未来的生存境况,在冷峻的叙事中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可以说,《赡养人类》是刘慈欣科幻创作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是一篇极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科幻作品。

法定继承人与实际赡养人谁能继承拆迁补偿

【案例回放】陈某、刘某夫妇生前没有生育子女,陈某甲(系陈某侄女)5岁时被陈某、刘某夫妇收养。陈某甲成年后,陈某、刘某夫妇招赘许某为陈某甲之夫,二者婚后生育了长子刘某甲。1967年4月,陈某甲、许某响应“上山下乡”政策带其余子女到安溪县城厢镇下乡,将长子刘某甲留在安溪县城陈某、刘某夫妇身边。后陈某甲的养父母陈某、刘某相继病逝。因陈某、刘某生前建造的房产拆迁,陈某甲起诉要求分割相关拆迁权益。

关于已分家独自生活的被赡养人致人损害时不能由赡养人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法研(89)第43号关于被赡养人因损害行为引起他人经济损失,本人无经济收入的能否按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由赡养人垫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已分家独自生活的被赡养人致人损害时。

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我国养老机构精神赡养的困境及其优解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关注精神富裕,重视精神赡养是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养老机构精神赡养面临的困境可知,其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精神自养能力薄弱、家庭成员支持弱化、养老机构功能发挥不力、社会组织缺乏协同性及政府保障力度不足等。为此,需要老年人自我增能、家庭成员强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提质、社会组织系统集成和政府引导赋权,多方主体协同聚力,共同提高养老机构精神赡养水平。

图书馆员家庭抚养与赡养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背景下,图书馆员的家庭抚养压力和赡养压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以图书馆员子女数量和赡养老人数量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工作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探讨抚养和赡养情况对图书馆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二孩的图书馆员主观幸福感最强;无赡养压力的多子女图书馆员主观幸福感较低;同时承担较大抚养压力和赡养压力的图书馆员成长发展体验更差。

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赋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从家庭赡养纠纷案件说起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孝道行为规范历久弥新,以“托举”“矛盾”“迂回”“教化”四种作用方式实现与现代的联接;而司法实践中则主要采用“倡导”与“事实评价”两种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司法审判的融合。为充分发挥传统法律文化释法明理、普法教育作用,需要明确行为规范之“意”,确定孝道规范内涵与外延;强化司法适用之“尺”,规范司法适用程序机制,提升司法专业性;拓宽法治宣传路径之“形”,开展法治宣传、建设家庭纠纷化解工作室。通过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深层次的司法服务,赋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基于制度赡养率的退休年龄调整机制

本文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度收支平衡目标下,建立了“盯紧”平衡制度赡养率的退休年龄调整模型。在养老金替代率和征缴率各取3档形成的9种情景下,考察“男女同时”和“先女后男”两种延迟退休方案下2021—2050年退休年龄的动态调整过程。研究发现:建立的退休年龄调整模型可以使退休年龄随基金支付压力动态调整,实现基金年度收支平衡,其中“男女同时”延迟退休能更早实现基金收支平衡,但预测期末男性平衡退休年龄过高;在现行养老金替代率和征缴率水平下,到2050年平衡退休年龄最高会达到72岁多,应通过提高征缴率、合理设定替代率来降低平衡退休年龄。敏感性分析显示,提高城镇就业比率和城镇职工参保率对降低平衡退休年龄的作用大于总和生育率。若养老金替代率设为50%、征缴率能提高到75%,则“先女后男”每年提高6个月退休年龄是较为理想的方案,到2050年平衡退休年龄为66岁零3个月。本研究可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赡养老人的四个误区

现实生活中,有的家庭成员以父母再婚、分家析产不公等为由,拒绝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由此导致侵害老年群体合法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父(母)再婚不赡养于大爷早年丧偶,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如今已是儿孙满堂。随着年龄增长,于大爷找到一个伴侣打算再婚。当他们准备再婚登记时,遭到儿子们的强烈反对。在商量未果的情况下,于大爷选择了再婚登记。为此,两个儿子拒绝赡养老人。无奈之下,于大爷将两个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婚姻,并每月分别支付等额赡养费。

家庭赡养法律关系主体角色的重塑

家庭赡养曾是我们的祖先引以为豪的道德圭臬,然而如今却屡屡面对来自社会与学界的漠视和质疑。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要求家庭赡养法律制度作出动态调整,家庭赡养法律关系主体的角色功能亟待重新定位。在完成从"人"到"人群"的角色属性转换的基础上,应当重塑三方角色:将赡养人的家庭赡养劳动纳入社会分工,使其参与利益交换;关注并提升被赡养人的社会角色作用,使其通过履行自我养老等义务改善代际失衡关系;特别要确认国家的家庭赡养法律主体地位,启动家庭赡养中的国家给付义务,将家庭赡养逐步纳入国家现代治理体系。

试论子女赡养义务的减免

法律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应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履行程度是否应以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为前提,法律对此并未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在父母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抚养义务或对子女实施不法侵害等情况下,应减免子女的赡养义务。为此,建立健全子女赡养义务减免相关的法规制度,明确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抚养和赡养责任,有利于推动实现“抚”与“赡”主体之间的权责对等与统一。

论子女赡养对中老年农户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养老难”一直是关乎民生的难题,为减轻养老负担,国家于2009年出台了新农保政策。随着新农保政策的普及,以子女赡养为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一定冲击。文章基于2013年至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并且运用OLS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寻子女经济支持对中老年群体参与新农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子女较多经济支持的中老年农户参保可能性更大。因此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之间并非互斥关系,我国需要平衡好这两者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走出我国当下的老龄化困境。

个人所得税支持赡养老人政策完善探究——基于内蒙古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养老扣除数据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税收是宏观调控和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税收制度的完善优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支持赡养老人政策作为2019年个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减轻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文章通过对内蒙古个人所得税养老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数据的分析梳理,总结我国在支持赡养老人税收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个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效果分析及政策优化

针对具体政策领域,基于政策全过程探讨政策执行是否达到政策预期、实现政策绩效,这是当前政策科学研究的热点。本文聚焦个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使用网络问卷调查方法,基于获取的671份有效问卷,分析该项政策设计、政策执行对政策实施绩效的影响。问卷调查从纳税人职业结构、赡养家庭老人个数与支出,以及被赡养老人的健康状况等方面获取数据。研究发现,政策整体实施效果较好,但政策设计方面存在的未将被赡养老人个数、地区收入差异等考虑在内的情形,对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均产生了负面效应,特别是从区域差异角度而言,发达地区纳税人获得的税收红利较小。从缩小税负区域化差异的角度考察,建议通过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区域差别设置差异化扣除标准等措施,进一步促进该项政策优化调整。

新时代乡村老人精神赡养法律困境和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发展,共同富裕布局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人民年龄结构中最庞大群体的老年人在赡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物质层面赡养能够满足的基础上,老人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赡养,但是老人尤其是乡村老人的精神赡养却呈现出了显著的问题。本文通过剖析乡村老人精神赡养的法律困境,以及分析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群体的需要和共同富裕目标下实现精神富裕的需要,最终提出在人民群众中提高精神赡养理念的熟识度、在法律层面完善精神赡养相关的法律条文、增加精神赡养的司法救济供给三条对策。

增能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困境及解决对策——以黔南州X村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留守和空巢现象日益凸显,形成了大量的农村空巢老人群体。通过对贵州省黔南州X村的调研,发现该村的空巢老人处于社会支持的弱势地位,他们长期面临着缺乏生活照料、情感孤独和精神落寞等问题。因此,为了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本文采用增能理论视角,提出了从个人、家庭、人际、社区和环境等五个方面来加强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智慧精神赡养的理念、模式与前景

我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传统养老服务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日趋增加和提升的精神赡养需求。智慧精神赡养理念的提出意在开拓出一条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老年人精神赡养新路径,可实现精准服务对接,高效整合资源、统筹多方主体及贯彻有效监督,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赡养需求的同时,助力我国养老产业及模式发展。

多孩时代下子女间赡养费追偿权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多孩家庭数量急剧增加。《民法典》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但并未规定多个子女之间承担抚养义务的形式以及彼此之间是否有权追偿。基于子女赡养义务的一体性与保护老年人权益原则,子女间连带承担赡养义务,但子女内部存在义务份额。当存在赡养协议时,子女追偿赡养费的基础为赡养协议;当不存在赡养协议时,超额支付赡养费的子女可以不当得利为基础请求返还,以此保障老年人权益,并同时落实子女间权利义务平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