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利型上访、赢利型经纪与基层社会参与

与"维权式"上访相比,"赢利型上访"的出现具有谋利性。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二者历来就是夹杂在一起的,均与基层组织的"赢利型经纪"有关,并非近年农民或城市居民上访逻辑由此到彼的改变。根治"赢利型上访"的药方,不宜强调基层政府专断权力,而应以加强基层社会参与化解矛盾。

村民自治条件下赢利型村庄经纪的再生与进化

杜赞奇教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国家经纪理论,以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村庄社会中的乡村基层政治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在建国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在村庄社会内的一步步强化,村庄经纪走向了消亡。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来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社会中的确立,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淡化的背景下,以村"两委"组织及其成员为代表的处于国家权力与村庄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及力量呈现出了明显的赢利型村庄经纪特征。相对于传统定义中的赢利型村庄经纪,再生于当前村庄社会中的赢利型村庄经纪除了具备赢利型村庄经纪典型的逐利性特征以外,还出现了诸多适应当前村庄社会环境,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新变化。

乡镇政权转型:机遇、困境与出路

正在进行的乡镇政权转型实践既面临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历史机遇而充满希望,也受到路径选择、体制等因素的阻碍而步履艰难,甚至面临着再一次落空的危险。对此,本文提出了一些走出转型误区、重构乡镇权力运行模式的对策建议。

征拆背景下低保政策执行的逻辑——以豫中南市G乡的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征拆背景下,在乡村低保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未民主评议和民主公示、"终生保"、"死人保"以及在低保户和低保人之间摇摆等问题。从结构-制度上看,村庄内生的分类治理体系瓦解,村干部对低保政策的执行陷入了制度性乏力。征地拆迁为村庄带来巨额利益,赢利型经纪人竞相登上村庄政治舞台。通过"贿选民主"上台的村干部却采取寡头式治理,群众对低保信息不知晓,对村干部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成为制度摆设。基层政府面临征地拆迁的中心工作,需要借助村干部的力量,无力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央政府介入后,地方政府为求自保,变相上收低保分配权,低保政策执行异化。

被边缘群体对村干部认知偏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宁夏固原市硝沟村为例

本文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硝沟村为例,将该村被边缘化群体对村干部的认知偏差为研究重点,运用社会比较、自我服务偏见、挫折——攻击理论、说服的外周途径等社会心理学理论,就被边缘化群体产生认知偏差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村干部的“赢利”空间研究--以鲁西南X村为例

村干部群体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常会利用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来牟取"灰色"个人利益。通过对鲁西南X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的村干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扮演起"赢利型经纪人"角色,与当前中国的基层政治结构和民众普遍持有的思想观念有着紧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村干部的"赢利空间"正是由该群体和国家政府、普通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他们的"赢利"行动和策略更是彰显了权力的"合谋性"特征。

视频网站与国家权力的“内卷化”

本文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估国家相关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间介入网络视听行业的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益?文章借助杜赞奇的理论,按照"生产者-文本-用户"的逻辑链条,从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和视频网站管理者的思想意识,由他们监制和生产出来的文本以及青少年作为用户的言论等三个方面指出,在过去十年间,网络视听行业中的国家权力出现了明显的"内卷化"现象。这种现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在网络视听行业中的扩大、拓宽或深入,与大量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数量增长、视频网站的平台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二是视频网站转换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面向青少年使用各种隐微话语,重建了另一种异质性的文化领导权。若不将这一现象梳理清楚,我们很难从学理上把握当前国家采取坚决措施治理"饭圈"和网络综艺,严控耽美剧生产和流通的真正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