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以赫伯特·布鲁默《电影与行为》为对象的考察

如何测量电影对观众行为的影响,是社会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较早介入电影研究的诉求所在,但在电影人文学科化之后,却很少再被提及。20世纪20—30年代受佩恩基金会资助的赫伯特·布鲁默电影影响研究,较好地体现了此类基于传播学方法,而非市场、非定量,以及文本分析领域之外的定性观众研究的特点。对《电影与行为》以"自传体观众个人观影传记"为特色材料收集的定性研究诉求、"直描与转述"的分析书写策略,以及以"社会效益"为论题观照视野的方法论进行介绍与评议,从而得以考察源于社会学科的定性观众研究对主流定量与文本分析观众研究两极路径的补充意义,以及该研究范式在电影观众研究学术史中的后续影响和当下价值。

戈夫曼与符号互动论:形似与神离

欧文·戈夫曼通常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其原因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出身、与赫伯特·布鲁默等人的关系、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主题以及微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等。然而,戈夫曼实质上并非符号互动论者,其理由主要有:采用"策略互动"、"互动仪式"等概念以区别于"符号互动";批评符号互动论者忽略结构与模式,认为"符号互动论"是学科内部自我分化的结果,它仅是空洞的标签,所谓的"符号互动论者"其实是休斯式社会学家,从而解构符号互动论学派;布鲁默批评戈夫曼的互动观较为静态和抽象,只关注表意性形式而忽略实质性内容;戈夫曼自称为"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学者"。戈夫曼后期的框架分析和谈话分析甚至突显出他具有反符号互动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