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赫勒夫国立医院绿地更新——一处新生自然之境

丹麦赫勒夫国立医院绿地更新项目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医院占地面积达9.5 hm^(2)。按照欧洲标准,在规模上这已经算是一个大型项目。其次,医院绿地的使用人群广泛、人数众多。医院雇用了6000多名员工,他们日常生活在医院以及周边。这里每年收治近100万病人,这些病人住院的时间长短不一。

伊本·赫勒敦语言学观点对语言学习的启示

伊本·赫勒敦是14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绪论》中,他不仅提出其社会历史学观点,还论及其对语言及语言学习的看法。对于母语学习,其观点可分为理论观点和实践观点,后者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观点一致。对于外语学习,其观点与当代“母语迁徙”理论极为相似,并强调了听力的重要性。其语言学观点对第二外语的学习及儿童母语的习得都有很多启示。

短视频平台交往异化研究——从赫勒交往异化理论视域出发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也是布达佩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日常生活》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日常交往概念,并提出了日常交往中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日常空间的狭隘性、日常时间的压缩性等异化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众多的短视频平台不断涌现,短视频平台为日常交往提供了新的途径,但也出现平台交往异化问题——交往主体的异化、媒介平台的异化、交往类本质的异化。本文将从赫勒交往异化理论视域出发,剖析短视频平台交往异化的三重维度,进而形成三种径路尝试消解短视频平台交往异化,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路径,实现短视频平台的交往理性化、人道化。

存在的选择: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阿格妮丝•赫勒在卢卡奇的引导下构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体系,她也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扬名世界。赫勒揭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共存与“悖论”,同时提出直面悖论需要人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存在的选择”,这一论断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对日常生活的界定和分析都是以此问题为基础的,而且“存在的选择”一直贯穿其理论研究始终,在其后期由日常生活批判演进出来的道德哲学研究、历史哲学研究中,都可以发现这一核心问题。明晰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存在的选择”问题有助于理解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构思和演进逻辑,进而把握赫勒所思考的时代问题。

两种“对话模式”探析:文化话语与交往行为——基于赫勒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在赫勒看来,文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动力载体,可以呈现为一种避免悖论的哲学解读,成为抵御现代性危机的一股力量。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作为现代性发展的新型范式,其蕴含言语沟通和理性对话这一协调行为机制,因而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文化话语和交往行为各自蕴含的“对话模式”可以发现,两种“对话模式”在对话内容、对话伦理和程序主义问题方面具有一致性,而在对话资质、有效性要求和对话目的方面呈现差异性和独特性。通过反思这两种“对话模式”,有望探索出一种更为全面的现代话语模式。

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性责任——论赫勒《历史理论》中的重构与意义

《历史理论》写于1982年,是阿格尼丝·赫勒的“历史哲学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勒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划分,将其分为六个阶段,进而对原有的宏大叙述的历史模式反思,以此转换成新的微观视域对历史进行考量——以人为主体视域,立足充满偶然性的现代维度。在这种微观视域中,赫勒明析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使命与责任,并阐释悬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对人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赫勒的历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表达了对人的深入关切与对社会进步的呼吁。

个性、知识与交往——赫勒日常生活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要素支持

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领域属于“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范畴,而主体应追求由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向自由自觉的发展状态的转变,即由“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向“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转变。具体来看,主体的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由作为个人“自在存在”的特性向作为个体“自为存在”的个性的转变;由作为个人“自在存在”的日常知识向作为主体“自为存在”的理论知识的转变;由作为个人“自在存在”的日常交往向作为主体生成“自为个性”的交往的转变。而日常生活中主体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对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主体要素的支持。

阿格妮丝·赫勒关于历史规律的思考

历史的普遍发展观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共同话题。赫勒在阐释历史发展的本体论思想时提出,历史发展与历史规律紧密相关,强调以历史进步论为前进方向的发展。人们一旦意识到历史按照某种规律运动发展,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解释就起到规范、制约和启示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从一种自在的状态上升到一种自为的状态。普遍发展是规律式的发展,历史哲学以大写的历史为中心,大写的历史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那么历史具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历史哲学包括整体性、科学性和必然性等特征。

阿格妮斯·赫勒视域中历史哲学的三种特质

历史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角度看,历史哲学被赫勒视作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谱写大写的历史,构成历史哲学的基本特质,强调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在大写历史建构和谋划人类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过程中,历史哲学面对时代需要,试图把对人类历史的反思上升为一种普遍必然性的存在。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大写历史关注的焦点,构成历史哲学的内在特质。现代社会是探索历史存在的意义的形式,是通往考察历史哲学内在特质的路径,构成历史哲学外在特质。了解并认识现代社会有助于认清历史当下的境况,启示历史进步。

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

平衡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所采用的一种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平衡的司法实践;20世纪初平衡理论的形成;1937年后平衡解释模式的勃兴。平衡解释已经大量运用于宪法商业条款、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和隐私权等相关宪法诉讼中,成为法律实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是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08年的"赫勒案"的异议中,大法官布雷耶再次使用了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将其进一步扩大到宪法第二修正案领域。

合理性的乌托邦与个人的自我实现——赫勒与马斯洛需要理论的比较

关于需要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众多关于需要的讨论中,赫勒与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最为典型。两个理论都是人本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不约而同地以人的需要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考察人的需要的实现过程而揭示人的某种发展机制。两个理论分别在历史哲学、心理学两个不同的理论视域和维度下展开,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赫勒以激进需要代言,试图通过合理性乌托邦导引为人类走出异化提供一种解救方案;马斯洛则以基本需要的层次性递进发展为心理驱动力,试图为人指明一条自我实现的路径。尽管如此,二者都是人本主义思潮下对人的发展的一种积极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预言,都能够为今天人类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良知与责任:赫勒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道德哲学探索

通过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道德困境,赫勒十分敏锐而细腻地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世界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从唤醒个体良知和道德责任入手构建了一种为现代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德哲学。她呼吁现代人追随好人的脚步做一个好人,并指出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律中,即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尽管赫勒探讨了现代道德和时代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指出了现代人的命运和责任,但她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或多或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如何,赫勒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流动的道德与绝对的责任——鲍曼和赫勒论现代道德重建的可能性

作为亲历大屠杀的历史灾难并身处"欧洲他者"命运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曼和赫勒从其深刻而独特的历史体验入手,指出历史灾难的深层道德危机在总体层面是自由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困境,在个体层面是道德良知的泯灭和道德责任的消失。因此,他们都致力于从人的精神深处挖掘道德的力量之源,构建一种以"个人的道德责任"为核心的"责任伦理学"。尽管鲍曼和赫勒对道德危机的分析各有侧重,反思现代性的历史意识不尽相同,对道德自我生成的探索同中有异,但他们都建构了一种旨在呼唤道德个人化和道德个体生成的人道主义道德理论。当然,他们的道德理论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他们反对终极标准,却又不自觉地设定了某种道德标准;责任既强大又脆弱还具有自身的矛盾性,可以令人走向自由也可能使人走向自由的反面。但无论如何,他们道德理论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论赫勒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想象制度和文化与文明的运动轨迹

赫勒从现代性的结构根源出发,确立了现代性的两种想象制度,即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正是在这两种想象的双重制衡下,文化在现代性的场域中得以延续。同时,技术文明与道德文明、理性合理性与智力合理性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张力。这些概念相互对立、依存、包含和转化,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钟摆运动。如果任其发展到一个极端,将导致现代性的毁灭,这也是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的钟摆运动构成了现代文化与文明的运动轨迹。综上,可以看出赫勒对现代性肯定与批判反思的双重立场,透视出现代性的矛盾性、悖论性特征。赫勒的思想有利于促进我们对现代文化艺术多元存在样态的深刻理解,并有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

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及其启示

赫勒在对马克思阶级解放理论进行批判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论证了个体解放的合法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该理论并未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微观革命,强调个体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途径。

卢卡奇与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契合与分野

卢卡奇与赫勒之间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尤其是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接来源于卢卡奇。卢卡奇与赫勒都认为日常生活是基础性的,但是二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却存在差异,卢卡奇是从认识论出发的,赫勒则是从本体论出发的;二人都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但对异化的理解有别,卢卡奇思想中的异化指代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赫勒则区分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化与异化,认为自在性是日常生活的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异化是由于日常生活这一异质化领域被同质化造成的;二人都想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扬弃异化,但是方式却明显不同,卢卡奇试图通过艺术救赎之路让艺术返归日常生活,促进日常生活由自在向自为转变,而在赫勒的理解中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不能转变为自为,因为自在性是日常生活不可抛弃的特性,唯有通过主体的提升来促进自在向自为跃升而非由自在变为自为。可见,在卢卡奇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存在着契合与分野,而这种分野正是赫勒脱离卢卡奇的理论框架,在建构自己理论的基点过程中形成的。

人和历史的后现代处境——论赫勒《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中的隐喻及意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的《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一书表达了她在宏大叙事破灭之后的历史哲学思考。她在书中大量采用隐喻方法,以“非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人在偶然性处境下的历史抉择。她破除了形而上学的迷思,反对把历史看作是同质化的、理性化的。她的历史哲学的目标之一是在后现代情境下建立一个微观的“文化乌托邦”,力图达到乌托邦与偶然性的共存。赫勒的历史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精神,表现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异化的反抗、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批判。它呼应了20世纪历史哲学理论从宏观走向微观的潮流,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的一种可能性。赫勒的理论思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

从激进到保守——赫勒历史哲学的现代性逻辑初探

阿格妮丝·赫勒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历史哲学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热点和主题,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围绕这两个理论主题就赫勒个别阶段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阐释,但赫勒历史哲学整体的思想原点、逻辑脉络及其对后现代政治状况的影响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理论上,对以上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将会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以及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实践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将会为当代人如何应对人类社会危机、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的微观透视——论赫勒的碎片化历史哲学

赫勒晚期所提出的碎片化历史哲学从微观层面分析和描述了在碎片化的(后)现代时代中男男女女应具有的一种经过反思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必须意识到传统历史宏大叙事的非法性并给予积极的批判。历史不再是超级主体的历史,而成为个体的历史,因而也是我们社团(主体间性)的历史;真理必须是与个人相关的,因而也是与人的整体生存相关的,这样的真理才能是历史的;碎片化的历史仍保留着某种意义,即作为社团精神的绝对精神。可以说,赫勒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文化哲学,一种伦理学,它讲述破碎时代个体如何保持完整。

走向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论卢卡奇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20世纪以来,日常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在对人类生活现状的忧虑与反思中,处于不同生存背景和文化差异下的许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这一领域。其中,卢卡奇与赫勒都试图通过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来克服人类存在的危机,然而他们理论的视角却存在着差异,并且呈现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卢卡奇试图运用科学和艺术打破日常生活自在的合类性,从而克服人性分裂的危机;而赫勒把日常生活批判从审美视野推向了生存视阈,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结构的改变,旨在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二人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观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