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中国样貌

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成为相对稳定的知识"栖身"于工具书、教育史教科书中。"研究"性质的文章,则多是在与福禄贝尔、杜威、迪尔泰等人的比较中,呈现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相关观点。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尚仲衣据英文版翻译的《普通教育学》,但此举并没有将赫尔巴特相关研究引向深入。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译介来源更加多元,但并不注重赫尔巴特或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著作。虽然"赫尔巴特"之名在教科书、期刊中出现频率愈高,模样却依然是一幅"简笔画",不过是"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教育学"则是"目的—方法"框架的反复与强化。

王国维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导入

王国维 (1877— 192 7)是近代中国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2 0世纪初 ,他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 ,在广泛介绍日本、欧美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导入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理论基础———以康德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心理学 ,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清末民初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中国面相

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教育学派是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兴起来到中国的。清末民初,"赫尔巴特"有相对统一的译名后,国人对赫尔巴特教育学派有了学术派别的认识。国人认识赫尔巴特主要不是经由《教育世界》及教育世界社的引介,而是通过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育史教科书。教育学侧重强调赫尔巴特的地位,对其观点则褒贬不一;教育史的介绍相对系统,大都按照"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教育目的(五道念)——教育方法(管理、训育、教授)"的结构描摹赫尔巴特的学说。经历学习和积累后,国人逐渐接受并开始研究赫尔巴特的学说,但总体不脱教育史教科书的范围。从德国到中国,赫尔巴特教育学历经多次转化,最终浓缩在教科书中呈现给中国的面相只是"简笔画"。受"钱塘观潮"心态的影响,以及语言史料所限,国人亦满足于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简笔画状态。

20世纪下半叶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中国命运

新中国前十七年,作为"反动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被批判对象进行传播。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赫尔巴特教育学进行"再评价",但仍难以摆脱政治倾向,对其历史贡献仅在教学论的范围内给予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其龙等学者翻译了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相关文献,外国教育史著作对赫尔巴特的评价逐渐摆脱政治倾向,而以其历史贡献为主。20世纪下半叶以来,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命运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学界关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研究资料基础仍然比较单薄,传播载体以外国教育史教材为主。

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1901-1904)

1901-1904年,为赫尔巴特教育学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其间,中国学界对它的引入,至少有两个不同路径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听课笔记。与之相对应,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教育学文本学术著作与讲义纂集。后者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如湖北和直隶对波多野贞之助讲授内容的不同取舍。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成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在产生之初的特殊学科形象。

赫尔巴特教育学何以在中国扎根

赫尔巴特教育学由早期中国学者假道日本引进国内,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从教育学的研究主题、基本概念、教材编写框架到教育实践形态,无不受其影响。它之所以能够深深扎根于中国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实践的土壤之中,不仅仅在于赫尔巴特教育学自身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急需一本系统科学的教育学指导,也在于当时国内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日本学者的改造以及中国早期的教育学人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传播与改造所做的努力。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扎根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某种教育理论能否扎根于中国文化,除了该教育理论的完善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作为前提条件之外,其能够回应中国的现实需求、能够耦合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根本要件。

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实践品质——对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理性主义教育学观点的商榷

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产生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探究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哲学流派归属可以更好地认识、理解其思想的内核。很多人批评赫尔巴特教育学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气质,认为其重认知轻情感,重知识轻经验,然而这是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误读。赫尔巴特教育学无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上,还是从具体的教育目的、教育手段上来看,都表明其不是理性主义教育学。赫尔巴特教育学通过对人的主动性、可塑性的揭示,通过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的探讨,实现了其对“实践”教育学的诠释,同时也启发了对以本纳为代表的实践教育学的探讨。

认识与分析:教育学中国化

本文通过对我国教育学发展历程的分析 ,从主、客观方面阐述了我国教育学始终没能形成中国的教育学的原因。并从研究方式的转变、研究重心的转移、研究者素质的提高、研究方法的充实与更新以及教育学研究的吸收与创新、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相结合等方面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建设性思考。

从“教育学(PedagogY)”到“教育科学(Education Science)”——论教育学科的体系特点及其发展

教育学科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早在二千多年前,由于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已开始对教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作出一定的总结和概括,反映在古代一部分思想家,如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Sokrates)、柏拉图(Platon)、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等人的言论和著作中。最早的教育专著有中国的《学记》和《大学》。

略论传统教育学的历史进程与历史命运

“教育学”一词是舶来品.其西文最早源于希腊语”pedagogia”,意为教仆,即负责照顾男童的生活,陪伴其上学读书的奴隶.希腊语中与此对应的词“paidagogike techne”意为教育艺术和关于教育艺术的知识.①由此引申开来,“pedagogy”一词被看成是引导儿童学习的学问,后来被进一步理解为“关于教(teaching)的科学和艺术”,②“关于教的艺术、科学或职业,尤指研究正规教育的原理与方法的学问.”③在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构建教育学的尝试,人们赋予教育学的涵义也有差异.本文试图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层面上,勾勒出传统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提出构建当代教育理论的思考与建议.

论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转变

教育理论是否发展到科学化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门科学,从而使教育有了可以凭借的理论基础。第一个确定心理学的基本区分,并与教育联系起来的人是柏拉图。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提出了观念是与生俱来的理论。学习含有一个回忆的过程,一个试图回忆或再现曾经被完全掌握的知识的过程。通过感觉获得的感性印象。

浅析德国教育学的学术特点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其产生和早期发展是以德国为中心展开的。教育学在构建和发展中特别是其科学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也大都源出于此。因而,对德国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其学术特点,对于促进教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助益的。

《威廉·封·洪堡教育理论》简介

联邦德国明斯特大学教育学教授迪特里希·贝奈尔(Dietrich Benner),继《赫尔巴特教育学》(1986年)和《普通教育学》(1987年)之后,又于1990年发表了《威廉·封·洪堡教育理论》力作。作者以系统的分析方法阐述了洪堡教育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重要的指导意义。洪堡(1767—1835)为德国教育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家。一生著作甚丰,著作有全集17卷,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代表作有:《关于人的教育理论》、《柯尼斯堡教育计划》、《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问题》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教育论文,如《论思维与语言》、《论人的精神》、《比较人类学计划》等。贝奈尔从众多的洪堡教育论著或论文中,以历史的、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