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梯法典》译注

《赫梯法典》是赫梯历史上重要文献之一。它的编撰始于赫梯古王国时期，很可能先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进行了重新编撰和修订。赫梯法典的条款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明确了各种买卖、租借和雇佣的价格、多项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量刑等内容。较之赫梯法典不同时期的版本，我们看到，量刑的轻重有了明显的变化，死刑的运用仅限个别情况，特别是在有的条款中，死刑后来可以被罚金取代，国王的裁决可以是死刑或者豁免死罪。《赫梯法典》是赫梯人所遵循的重要行为准则，是认识赫梯国家社会经济和法律文化的一篇重要文献。

论赫梯帝国的建立和巩固

赫梯国家本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的小国,但其统治者采取军事征服、外交、宗教以及封侯政治等手段和政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然而,赫梯帝国是在周边诸多大小敌对国家的夹缝中建立起来的,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延续原有政策并不时调整的基础上,法制统治也成为巩固帝国的重要举措。就上古时期帝国的建立和建设问题的研究而言,对赫梯帝国建立和巩固的认识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论赫梯国王铁列平的历史功绩

赫梯国王铁列平及其颁布的敕令受到国内学者们的普遍重视,然而,关注的核心仅限于王位继承法,他在位期间建立起来的对内统治的其他政策和对外交往模式以及其他诸如文献编撰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功绩显然被忽略了。实则,铁列平在对内统治方面的贡献绝不限于王位继承法的颁布和实施,诸如内部行政管理甚至文献编撰格式等方面的建树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开辟了赫梯国家对外统治的新模式以及国家发展与强大的新战略,避免了赫梯国家的过早夭亡。所以,有必要全面认识和重新评价铁列平国王及这个时期赫梯文明史的发展。

古代赫梯人、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的美学思想

文章论述了古代中东地区以赫梯、亚述、新巴比伦民族为代表的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揭示了这些民族的审美思想同其政治、宗教和军事的密切联系 。

论赫梯文明起源的历史文化道路

赫梯文明起源的历史文化道路是一个长期以来未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课题。事实上,它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赫梯文明本身和其特点的研究,更在于它对人类文明起源道路多样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从赫梯文明的开端入手,从其实现文明诞生的建国和文化发展的轨迹进行探讨,阐释这个古老文明起源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

浅析赫梯神灵的赞美特征——赫梯人的颂神诗研究之二

神灵赞美特征是赫梯赞美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赫梯人颂神诗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外学者在文本解读、语言和文字分析以及神灵赞美特征的渊源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梳理在国内外赫梯学界尚无人问津，神灵赞美特征的多样性与移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缺乏探讨，更少有把这个文化现象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赫梯美术探讨

在人类文明早期,安纳托利亚地区曾是古代地中海世界艺术交流的桥梁,它像一块海绵,迅速吸收各地的文化艺术营养,又缓慢地向外释放自身的艺术特色。

古代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

本文从拉美西斯二世纪念铭文所载赫梯国王被法老击败的形象与其他历史文献中得出的埃及与赫梯国家的实际关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讨论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正是由于古代埃及独特的历史观念,产生了"虔诚伪造"的历史编纂方式。这种对外族人以及埃及与外族关系的呈现范式自埃及史初即已出现,并逐渐形成古埃及文明关于外族的文化记忆。在新王国时期的国际交往中,随着近东各国"平等"的理念逐渐为法老所接受,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不仅再现,而且丰富了埃及传统的文化记忆模式的内容。

一个“失而复得”的文明——赫梯帝国之谜

大约3000年前,赫梯帝国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帝国的疆域由东到西跨越1000千米,跨过安纳托利亚(如今土耳其的一部分),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军事上,它是一个令人胆寒之敌。赫梯军队不仅深谙谋略,而且拥有大量灵活机动的马拉战车。在政治上,赫梯帝国比它的任何邻国都更精明。赫梯有一套很人道的法典,赫梯妇女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解放的。

“帝后之争”——赫梯安塔赫舒节日中国王与王后地位考辨

安塔赫舒节日不仅是赫梯人所举办的宗教性活动,还是以赫梯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实行国家行政管理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赫梯王国的政治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安塔赫舒节日文本中,国王和王后双方角色和作用存在着变换,其本质就是赫梯王权政治中的“帝后之争”,然而节日活动中这种“帝后之争”的趋势似乎又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通过对赫梯王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王权政治变迁的梳理,这种表面上相互冲突的趋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安塔赫舒节日中的“帝后之争”恰恰也真实地反映了赫梯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关系。

礼仪与禁忌--赫梯王国宗教管理视域下的安塔赫舒节日礼俗探析

赫梯人的安塔赫舒节日是国家性节日之一,该节日存在一些特有的礼仪习俗,例如使用安塔赫舒、打开储存罐等等,也有一些明令禁止的忌讳和行为,它们或是源自生活中的一些风俗习惯,或是因某些特殊的历史文化事件而成型。这些礼仪和禁忌是赫梯节日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它们在节日期间和日常生活中规范了赫梯君臣子民的思想和行为,并逐渐演变成赫梯国家进行内政管理的宗教手段之一。

《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第一次联姻铭文》译注

古埃及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曾于统治第三十四年迎娶了一位赫梯公主,实现了与赫梯王室的联姻。通过这次外交婚姻,埃及与赫梯巩固了盟友关系,还为之后两国缔结第二次外交婚姻铺平了道路。事实表明,埃及法老与赫梯公主的第一次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两国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古代近东地区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据此,详细记录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帝国公主第一次联姻活动的文献——《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第一次联姻铭文》也就成为研究埃及与赫梯外交关系方面问题不可多得的史料。

论古代赫梯宗教——兼谈赫梯妇女在宗教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赫梯帝国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周围诸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多元性的文化风貌。在这种多元性文化背景下，铸就了独特的宗教。其神祗体系庞大；宗教活动超逾了原有的文化范围；妇女在宗教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她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活动中，宗教地位不尽相同。这些特点都是其文化多元性的折射。

赫梯王权与诸神关系二论

赫梯国王是其国家的最高祭司长。国王的祭祀职责主要有三:主持国家重要节庆或祭祀活动;为赫梯国家求福禳灾;监督直至参与神庙管理事务。关于王事与神的关系,在赫梯历史上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古王国时期,国家事务基本只以人世规则为准,很少受到神之干扰或约束。帝国时期,神具体地参与战争,介入国家高层司法领域,神选国王的理论也为某些国王所利用。

《永恒条约》在赫梯-埃及外交中作用分析

《永恒条约》的缔结是赫梯与埃及邦交中的重大事件。哈图什里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两国王室间的外交通信在内容与行文两方面均可与该条约形成对应关系。据上述外交通信中所见两国外交实践判断,《永恒条约》中的各项原则与条款,大多得到了贯彻,即便未执行者也为相关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了依据。可以认为,《永恒条约》为两国间具体事务的交涉提供了依据,也通过两国的外交实践得到执行。将赫梯—埃及外交通信与《永恒条约》对读也为更加全面理解古代近东大国关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视角。

方寸之美——从提卡遗址出土的赫梯印章辨析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交流

“‘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中有一枚发现于提卡遗址的戳印,年代为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在该遗址另发现两枚巴比伦风格的滚印,同样属于青铜时代中期。本文从考古学、文献材料、印章工艺等方面对这枚戳印的遗址信息、功能形制、图像结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由此探究距今约4千年前,提卡、赫梯、古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往来,进而解读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文化演进。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与赫梯鹿身来通杯比较研究

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分别是中国唐代与赫梯古国的产物,虽同为兽首来通杯,但二者形式风格、工艺用法皆不相同,在自然环境、人文背景等多重因素引导下,最终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文章立足于二者的共通点,对其表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对来通杯的传播演变进行深层探索,挖掘异域文化交融过程中文物承载的历史意义。

阿姆河上的神庙:塔赫梯桑金遗址

阿姆河(Amu)是中亚地区的母亲河,由瓦赫什河(Vakhsh)和喷赤河(Pani)汇流合并而成,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此处碰撞融合,孕育了中亚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1976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两河交汇处的阿姆河右岸发现了著名的塔赫梯桑金(TakhtiSangin/ТахтиСангин)遗址,这一遗址也被称为“阿姆河神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阿姆河宝藏”系列文物与该处遗址关系密切。

因俗制礼:赫梯节日视角下的吐塔里亚四世"宗教改革"再审视

赫梯节日是一个"因俗制礼"的长期过程,它的内容形式丰富.现存记录节日的泥板残片数量众多,文献时间跨度长,覆盖层面广,因而能够反映赫梯王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国家统治状况,我们可以借此来考察吐塔里亚四世"宗教改革"这一问题.从赫梯节日的角度看,吐塔里亚四世"宗教改革"是赫梯新王国晚期的"因俗制礼",它始于哈吐什里三世,经由普都海帕,直至吐塔里亚四世最终完成,本质上是赫梯统治者们为了应对赫梯新王国晚期的严峻统治形势而对宗教统治策略所采取的积极调整.

赫梯节日空间及其国家治理策略

赫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周期性举办节日庆典。赫梯国家性节日中的各类庆祝仪式,在都城和其他城市、地区辗转举办。城市与城内的神庙、宫殿等场所构成节日举办的现实空间。在节日活动中还出现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织,二者通过“巡幸京畿”和“四方来贺”的形式得以呈现。赫梯统治者借此扩大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内涵,延展了国家宗教文化管理的空间范围,实现了掌控和威慑核心区,笼络腹地外围区、附属国以及封侯国的治理策略。